在帝王专制的时代，向来是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对亲属、对长辈、对君主都忌讳说缺点、错误，岂止不能说，还要替他们掩饰。太宗似乎不完全是这样。他要求群臣向他“面诤”，鼓励他们“犯颜直谏”，给他提意见，批评他的过失。

天聪五年（1631年）三月，太宗亲自写了三封信征求意见，一封写给两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一封写给议政十贝勒，一封写给八大臣，特派榜什分别送去。致两大贝勒的信是这样写的：

兄等与众定策，推戴眇躬，数年以来，无日不兢兢业业，期于上继前业，下协民情。倾闻国人或有怨言，必刑狱不得其平欤？抑赏功有所偏私欤？或荒于逸乐、黩于财货欤？其咎在予，予弗自知，赖旁观者明告之。夫此大业非予眇躬所自致，乃皇考艰难缔造以留贻者，当祗承罔坠，则皇考神灵欣慰，上天亦加眷佑、倘有陨越，则皇考神灵恫怨，上天亦加谴责矣！古人有言：同舟共济，济则共享其福，不济则均受其害。我两兄勿以责任在予而或面从，予有失，即直言，若不见纳，方可弃予而不言。今六年以来，未闻诸兄一言献纳，予何由而知？国家政令有当改者即议更改，务期至当，俾臣民遵守焉。

给十贝勒的信中说，朕嗣登君位六年以来，你们未曾有一言规劝朕的过错。这岂不是认为朕不可以与之交谈吗？以后凡有所见，就应直说。朕的过失，以及老百姓的疾苦，一一直陈，不要一点隐瞒。他给八大臣的信说，你们身居要职，与诸贝勒共议国政，原想你们规谏朕与诸贝勒的过失，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今闻国人以诉讼评断不平产生不满，这是政治上的失误，朕未能亲接国人，询问明白，只靠你们来报告。但你们犹豫、徘徊，沉默不语，你们以为朕未必听从意见，还可能因此而获罪。你们想想：以前以谏诤的原因而被罢斥的有谁？被谴责的有谁？像朕虚怀听取意见，你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希望你们以公忠体国之心，凡朕政治上的过失，都应悉心陈说。

诸王、贝勒、大臣读了太宗的信，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太宗“多采纳之”《东华录》，天聪五年三月。

七月间，太宗又召集他们，当面说：你们诸贝勒大臣见到朕的过错，即应极力劝谏。人谁能无过？比如，议论国事时，你们竟互相夸诩鹰犬，还说笑话，这不也是过错吗？有过，贵在能改，为什么要避讳呢？你们应当以检查自己的过错来规劝朕的过错，这才是正确的《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

在汉官们的建议下，太宗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都察院官。该机构的职责，专事监察国家政令、法制、制度执行情况，检举百官的言行过错。但太宗指令他们要首先监督他的言行，随时进行批评。他对新任命的都察院官员们说：朕或奢侈无度，误杀功臣；或者逸乐畋猎，荒于酒色，不理政事；或者抛弃忠良重用奸宄之人，罢黜升迁不当，你们都要“直谏无隐”。诸贝勒如废弃他们的本职事务，贪图货财偷安，或朝会时轻佻傲慢，部臣忍耐不揭发，你们要指名参奏。六部断事偏见，错谬以至审判迟缓，你们要查明报告。明朝陋习，像你们这个衙门也是贿赂的主要场所。务要互相检查提防，除了挟私仇诬告好人要加罪外，你们的章奏是对的，朕即同意实行，所说是错的，朕也不加罪，一定不叫被弹劾者与你们当面对质，至于平民百姓有些小过错，不必报告，可以进行教育，然后释放（《东华录》，崇德元年五月）。

太宗强调，群臣要注意发现他在处理政事上的大的问题即带有原则性的错误，并且要马上给他提出来。六月二十四日，他来到清宁宫，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奏道：有一奴仆告主，情节属实，将原告拨与他人为奴。太宗说：这类事固然应该报告，但你们这些大臣不应该只注意这些小事奏报，今后凡朕有错以及亲王以下坏法乱纪，还有平民百姓中以邪道惑众的，都应不时地来报告。如果只讲些细小的事而遗漏“其大”的，这就不是忠直的表现。祖可法回答说：臣等“惟皇上是惧”，其余还有什么可怕的！只要一有情况就向皇上报告。张存仁不同意他的说法，反驳说：你这句话说得不对。忠直为国之臣，就是在皇上面前也要“犯颜直谏”，何况其他人呢！太宗说：对。一个人果真正直，虽天地鬼神也不敢动他，而做君主的怎么能剥夺他（《东华录》，崇德元年六月）。

太宗求言心切，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诸王、贝勒、群臣监察他的过错，只要接见他们议论国政时，总要提到给他提意见，他们不提，太宗还批评他们。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他对群臣说：现在正是我国兴隆之时，你们固山额真大臣也正加意治理国家，共立功名。朕与王、贝勒、贝子所行，为何没有一个人直接指出得失？以前，因为你们不能治理军队、私藏财物等，曾给予处分过，可曾有因为“直谏”而给你们加上罪名的吗？你们见好的不喜悦，见过错不责备，等他犯了罪，才群起而共议罪状，这都是你们中仿效诈伪，以为与己无关才这样做的。见贤人不荐举，见不善的不斥退，闭口不言，隐藏自己，这哪里是大臣治国之道？见到贤人而不举，见不善而不说，那么贤人怎么能得到鼓励？不肖之人又怎么能受到惩罚？如见到贤人即便是仇人也应感到高兴，必加推举；见不善的人就是自己的姻戚也必须惩治，不能宽恕。这才是真正竭力为国之大臣。你们中有因战功被任命固山和六部承政的，也有虽无战功但办事公正的被提拔重用，怎么能一朝富贵就忘了公直呢？名为大臣，上不能为国，下不能为民，国家怎么能用这种人为臣（《东华录》，崇德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