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三国演义》，第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演义》尊蜀汉为正统，着力推崇蜀汉人物，所以把刘、关、张三人出世的故事，放在全书之首，突出了作者所设计的主线。

这年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和黄巾军作战的，有朝廷的军队，也有州郡的军队，还有私人拉起来的所谓“义兵”。刘备所拼凑起来的小股军队 ，就是“义兵”之类，是在中山大商张世平和苏双的资助之下组织起来的。刘备在涿县（今河北涿州市）招募军队时，关羽和张飞二人前来投效，从此二人就一直追随刘备，成为刘备军中的骨干将领，同时也是他的最亲信的将领。

◎史无其事

但史书上并没有“桃园三结义”的记载，他们并不是把兄弟，《演义》中那些“大哥”、“二弟”、“三弟”等等亲昵的称呼，都是不合乎史实的。戏曲中还把赵云排行为“老四”，京剧《甘露寺》中乔国老唱道：“他四弟子龙常山将”，那就是更离谱了。《三国志·关羽传》说：刘备初起时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在人多集会的场合），侍立终日”。这里所说的“恩若兄弟”，是形容刘备与关、张关系密切，但和拜把子兄弟并不是一回事；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则是上下级关系的典型写照。《张飞传》上又说张飞“少与关羽共事先主（刘备），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共事先主”，是说共同作为刘备的部下，事奉刘备；“飞兄事之”，是说张飞把关羽当做兄长来侍奉。在社会生活中，把比自己年长的人当做哥哥来看待，称呼某人为“哥哥”、“大哥”，这是古今皆有的事，不一定非得拜把子兄弟才如此称呼。

◎另一说：刘、关“恩犹父子”

关羽被东吴人杀害后，魏文帝曹丕诏问群臣：“刘备是否会出兵伐吴，为关羽报仇？”侍中刘晔回答说：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被杀害，如果刘备不能为他报仇，对关羽的恩义就不算是全始全终了”。①在这里，从魏国人看来，刘备和关羽的关系又是“恩犹父子”了。古人有“君臣如父子”的观念，所以这个说法并不值得奇怪；同时也可以反证：刘备和关羽的关系并不是把兄弟，他们的同时代人对此是很清楚的。

《演义》非常突出刘、关、张之间的“义气”，所以“桃园三结义”是作者着力渲染的重要情节，是关、张二人始终不渝地忠于刘备，刘备对他二人也绝不负心的一个基础。据《演义》记载：三人结义时，在桃园中祭告天地，焚香再拜而发誓说：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这段誓词，后来几乎成为金兰结义兄弟盟誓的范本，被广泛地套用。在《演义》作者的观念中，这个誓词是对三人的激励，也是对三人的约束。后来关羽在曹营中拒绝了曹操的各种诱惑，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去投归刘备；关羽被东吴人杀害后，刘备不顾众人的谏阻，出动倾国之师伐吴，要为关羽报仇，这些都是不“背义忘恩”的表现。但所谓“桃园三结义”，既然在历史上并无其事，在刘、关、张三人的关系中，这个基础实际上便不存在了。在早于《三国演义》成书的《三国志平话》中，有《桃园结义》一节；元杂剧也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剧目，为无名氏所撰。大约是因为史书中有刘、关、张三人“恩若兄弟”的记载，这些文艺作品便渲染成为“桃园三结义”的情节，《演义》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加工。根据史书的记载，三个人的关系确实很亲密，甚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金兰结义关系；不过，上下级——君臣关系也可以做到披肝沥胆，始终不渝，为什么一定要以“结义”为基础呢？清人赵翼认为：三国的君主都善于用人，其用人各不相同，曹操“以权术相驭”，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刘备“以性情相契”。②所谓“以性情相契”，就是用感情相处，情深谊长，但这不等于就是把兄弟关系。

“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流传很广，在国人和海外华裔中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它所造成的社会效应，那就非常复杂了。从一个方面来看，它寄托了人民群众的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理想，从而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在世风菲薄、尔虞我诈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呼唤着至死不渝的友情和信义，呼唤着异姓朋友之间的精诚团结和相互扶持，从而把“桃园三结义”作为人际关系的典范而加以赞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处于水深火热境况中的受压迫的下层人民，常常把它作为进行秘密结社和发动起义的一种组织手段和实现内部团结的一种准则。但在另一方面，在某种特定的场合，它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可以为形形色色的黑社会所利用，作为巩固帮派小团体的黏合剂。反动的统治阶级也会利用它来宣传封建道德，麻痹人民，以巩固其统治。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提倡新的人际关系，当然没有必要再提倡这种封建主义色彩的“桃园三结义”精神了。

摘自《正品三国》 作者：天行健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