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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认识中国>>中国历代帝王>>李隆基字号:
张国刚:唐玄宗之路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1-23  发表评论>>

二、灿烂的开元盛世

除了太平公主干政的短暂波折外,玄宗初年的政治一切基本按照既定方针进行。从开元元年到开元八年,姚崇、宋璟相继为宰相,他们大力改革弊政,短短几年,就做到了“赋役宽平,刑罚轻省,百姓富庶”(《旧唐书》卷九十六《宋璟传》)。开元时期著名的宰相还有卢怀慎、韩休、裴耀卿、张说、张九龄等,或以清慎、或以才干、或以耿直、或以文学而知名。

玄宗本人也很注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力倡导节约。他首先从自己做起,毁弃宫中的豪华设备,废除织锦坊(皇家精品服装工厂)的编制;其次,约束宗室诸王,简省公主的封户。玄宗说:“百姓租赋非我有,士出万死,赏不过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户耶!”(《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页3658)百姓租赋,非帝王之所有!这是很具有民生意识的思想!

这个时候的玄宗也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韩休每事谏诤,有人说这样陛下很辛苦。玄宗说:“吾貌虽瘦,国家必肥。吾用韩休,是为社稷着想。”

总之,生于忧患之中的唐玄宗,当了43年天子,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开元盛世。在这里,我给大家举几个数字来说明,开元盛世,究竟有多盛!

第一个数字,7000万。

这是唐玄宗统治的天宝(742-755)年间全国人口数。官方留下的天宝十三载(754)全国人户约962万户、人口约5288万口,学者们综合各方面史料推测,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全国实际人户超过一千三四百万户,实际人口超过7000万。

那么,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是多少呢?8世纪的时候,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300万。而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才5000万至6000万。北非的人口是300万。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时期人口繁盛,反映了当时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第二个数字,6.6亿亩。

这是唐玄宗时期全国耕地面积。唐朝的版图,比之于汉代,有新的拓展;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增长。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根据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八百五十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当下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远远超过我国今日的平均数(1.4亩)。

第三个数字,70余国。

这是《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开元时代,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络绎于途。前不久在西安发现了井真成的墓志,这位日本国的留学生就是开元年间来华学习的,还有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的晁衡,也是一位日本留唐学生。不少外国人在唐玄宗的朝廷任职。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真正创建人慧能和尚,在玄宗即位那年圆寂,此后,在玄宗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禅宗迅速兴起,儒佛道合流成为历史的潮流,玄宗就曾亲自为《孝经》、《老子》、《金刚经》作注。所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摩尼教,也在华得到传播。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使唐朝在社会风气上显得雍容大度,李白充满自信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

第四个数字,53915卷。

这是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玄宗时代,唐朝的文教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今天我们所常说的四部(四库)图书分类,正式被国家官方图书馆所采纳,就是在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诗圣杜甫、诗仙李白都主要生活在这个时代。举几件文化建设上的典型事例。第一件事,唐玄宗曾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书院校雠四部图书;第二件事,开元二十年编订《大唐开元礼》,是最完备的礼制建设,稍候不久又完成《大唐六典》的编纂,是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性质的文件;第三件事,大力提倡教育,广泛设立公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唐会要》卷35《学校》)开元二十六年下令天下州县,每乡都要设置学校一所,以教授学生。这样推行政教的结果是:“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可以说教化大兴!

最能形象说明开元时期的繁荣局面的是杜甫的那首《忆昔》诗: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真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

三、问题出在哪里

在如此一幅欣欣向荣的盛世图象背后,究竟潜藏着何种危机呢?有道是,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盛世的道理都是一样,盛衰转化的隐忧各有各的不同。就唐玄宗时代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制度创新不足引起的失序问题,具体地讲,就是土地兼并之后引发的逃户问题、兵役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由此引发的内外军事失衡问题,更直接酿成了大祸。

所谓“逃户”问题,是指唐代自武则天时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农民离开原住地,到新的地区去谋生。他们脱离了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又不在新居住地落籍,从而造成人口迁徙的失控。唐朝实行严格的户口政策,规定户口不能随便异地移动。实行这个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从便于管理和征发赋役考虑。但是,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在挑战这个刻板的户口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唐朝初期,贞观年间的全国户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到了玄宗开元年间,账面数字就是七百多万户,天宝末更达到了将近九百多万户,也就是说翻了两倍,若按照实际人口一千三四万户计算,则增长幅度更大,怎么可能按照老的办法去管理呢?另外一方面,许多农民离开狭窄的故乡,到了新的地区开垦新的土地,定居下来,建立了新的家园,你不承认这些新移民,政府就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得税收;若用强制的办法,把他们赶回到老家去,不仅无法完全做到,而且会引起社会动荡。于是,唐玄宗采取宇文融的建议——“括户”,开始整顿流动人口。

开元九年正月二十八日,监察御史宇文融奉命到地方上去清查户口,前后共物色了二十九个判官(相当于各稽查分队负责人),检查“籍外剩田”以及色役伪滥的情况。以后又多次出使,仅开元十二年六月这一次就简括到客户八十万户(一谓百万),相当于当时全国官方统计户口七百多万户的11%-14%,简括出的隐漏不报的土地亦大体与此相当。所有被检括出的逃户享受免征六年租税的优惠待遇,仅每年纳钱一千五百文。这个税额相对比较轻,受到老百姓欢迎,玄宗自己说“老幼欣跃,惟令是从,多流泪以感朕心,咸吐诚以荷皇命。”(《旧唐书》卷一百五《宇文融传》)王夫之对此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利国利民之举。(《读通鉴论》卷二十二《玄宗十二》)

但是,这个做法也有问题,那就是新简括出的土地人口,政府还是按照均田制的办法来加以管理。二十五年,唐玄宗甚至颁布了迄今最详尽的均田法令,严格限制地产的转移,但是,“虽有此制,豪强兼并,无复畔限,有逾于汉成、哀之间。”满足于形式上的完备,罔顾现实中的社会变迁,不能在制度的创新中向前迈进一步,这是唐玄宗的悲剧,虽然开元之治表面很亮丽,但危机却潜伏了下来。

再说,人口管理政策的变动,势必对兵役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唐朝自太宗以来,实行府兵制度。这是一种建立在耕战相兼、兵农合一基础上的兵役制度。当农民稳定地占有一块耕地,当大规模统一战争结束后不需要长年征战时,实行府兵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不仅国家节省了大量养兵费用,农民免除长年征战之苦,也解决了军阀拥兵自重的问题。可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殖和迁徙以及地产的频繁转移,使老百姓无法固守丘园的时候,当边疆战争频仍需要长期镇守的武装力量之时,这个制度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改变首先从中央卫戍部队开始。开元十二年,张说建议招募长从宿卫的兵士,叫做彍骑,大约募集了十几万人。开元二十五年,边军体制也进行了改革,配置了长征健儿名额,号召凡兵士家属随军者,可就近分配其土地屋宅,以使其安心在边疆服役。这一规定最适合于那些不习惯农业生产的游牧民族,包括大量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等胡人。于是,天宝年间,在沿边设置的八大军区(节度使)中,驻屯了49万军队,其中多数统帅由胡族首领担任。尤其是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卢龙(在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三镇的节度使,拥兵20万,成为唐朝立国以来最有势力的军将。大家想想看,常年卫戍京师的军队只有8万人,而边疆统帅手中的军队却有49万,是朝廷直接掌控军队的6倍。在帝国体制之下,均势的失衡,外重内轻局面的出现,是影响国家安全的致命隐患。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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