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拓跋鲜卑以其人数少、生产方式落后、文明程度低，在诸胡中排名最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蕞尔小邦，最后竟是剪克群雄，统一北方，建立起庞大的北魏帝国。究其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杰出领袖拓跋珪个人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可小看。

拓跋珪出生在一个以“代”为名目的部落联盟长家庭。他早年的命运颇为乖舛。在他未出生前，其父亲已经死于内乱，此后灾难又接踵而来。6岁的时候，祖父拓跋什翼键被前秦俘虏，部落分崩离析。为避难，母亲带拓跋珪辗转寄居过几个部落。那些首领对前代王充满了妒忌，曾多次企图暗害。15岁那年，如果不是祖父旧部的事先通告和全力保护，他早就身手异处。坎坷的经历使他饱尝辛酸和痛苦，但逆境也把他锻炼得十分早熟和坚强。前秦灭亡后，拓跋联盟重建，16岁的拓跋珪被众部推为代王，后改称魏王。从此，他便开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创业生活。他首先一举消灭了倚仗拥有重兵而觊觎王位的叔叔窟咄，继而又兼并了势力最大的独孤部；不久又与在中原立国的后燕联合，彻底击溃了强盛的夙敌铁弗部。待到控制整个塞北，他诱敌深入，将与其交恶的后燕主力全歼于境内的参合陂。然后马不停蹄，挥师东下，迅速占领了原属后燕的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398年，28岁的拓跋珪模仿汉族传统政权形式建立了一整套国家机构，虽然还是有原来的氏族旧制羼杂其中，但毕竟完成了由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变。拓跋珪重申国号为魏，立都平城，并自称皇帝，死后被谥为道武帝，庙号太祖。拓跋珪不但缔造了雄踞中原一百四十余年的北魏大帝国，而且开启了一个胡汉分治南北的新时代，即南北朝时期。

可是谁又会想到，以赫赫武功彪炳史册的拓跋珪在不到十年光景就判若两人。《魏书·太祖纪》记载他经常“优懑不安，或数日不进，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神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

后人对拓跋珪的反常行为曾有多种解释：有人斥责他生性残暴；有人说他是夷狄本性。连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是：“盖代北风气，本尚野蛮，道武性又暴戾，更益之以药力，遂至不可收拾也。”其实这些分析皆不得要领，都是以正常人的眼光标准评价拓跋珪。孰不知，这位盖世英雄并非故意倒行逆施，而是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后的病情发作。

根据现代医学理论的观点，精神分裂症是在人脑功能发生障碍时，以精神活动失调或紊乱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史书上拓跋珪的种种行径完全可以说是人脑功能严重障碍的病理表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感觉和知觉障碍。正常人要了解一件事物，必须通过相应的感官，如耳、眼、鼻等去体察。我们把这样所得出的各种映象称为感觉。各种感觉在人脑中进行综合，再结合体验，从而获得一个整体观念，叫做知觉。那么就是说前提是事物必须存在。而精神病患者在没有客观事物作用于感官时也会出现知觉体验，即幻觉。比较常见的是幻视与幻听。病人能听见有人与他交谈，或看见有人在他面前，环境越安静就会越清晰。病人可与幻视、幻听对答或受幻象支配而见诸行动，自伤乃至伤人，因为幻视与幻听的内容都最易引起患者激动、愤怒和仇恨。拓跋珪“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神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正是幻视与幻听在作祟。

二是思维障碍。人脑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抽象和概括而形成概念，然后再进行判断和推理，从而产生理性认识的运动过程叫思维。思维障碍的一种表现是妄想。患者将周围环境中与他无关的现象或事件，都联想成与自己有关或直接针对他的，这属于关系妄想。患者坚信受人迫害则属于被害妄想。拓跋珪“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不正是思维障碍引起的关系妄想与被害妄想的表现吗？

三是情感障碍。情感是人对周围事物的态度和内心体验，在情感障碍中，患者多发生焦虑症。由于受幻觉和妄想的支配，患者对自认为要发生的危险表现出焦虑、恐惧、意志消沉、食欲减退和严重失眠等症状。拓跋珪“优懑不安，或数日不进，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岂不是焦虑症的病理状态吗？

以精神病理学为出发点，通过对《魏书》所列的拓跋珪病状进行分析诊断，我们完全有理由判定这位开国皇帝晚年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那么拓跋珪为什么会在晚年突然患了精神分裂症呢？其实我们只要仔细梳理史料便会从中看到：它竟和北魏初期政坛上许多重大事件有着极密切的的关系。

精神病理学家的临床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往往是在各种精神因素和躯体因素影响下起病的。

在躯体致病因素中，以有毒物质作用于人体而引起脑功能紊乱的患者居多。《魏书·太祖纪》在罗列拓跋珪诸多异常行为之前，还有这样一句话“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阴羌死后，药物动发，至此愈甚。”服食寒食散，本是魏晋以来汉族名士文人中间流传的一种风尚。不知赳赳武夫拓跋珪何以要附庸风雅？由于寒食散的配剂主要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和硫磺五种矿石组成，故又叫“五石散”。服药后，人身发热其势难当，需要散发，并只能冷食。寒食散含有对人体有害的铅、汞、锰、硫、砷等元素，长期服食的人，容易造成药物中毒，引起精神障碍。不少魏晋名士因此发狂耍癫、精神变态，甚至断送了性命。由此显然，拓跋珪发病不能排除服食寒食散中毒的原因。但与其精神因素对比，却只是占个次要位置。

拓跋鲜卑在入主中原之初，远不如其他胡族受汉文化影响之深，因而保留了大量氏族社会传统。这既是一种优势，它可以成为催人奋进的力量；又是一种劣势，成了束缚人手脚的历史障碍。拓跋珪凭借了本民族强悍的军事素质，“耀威于桑梓之中”，远近震慑，所向披靡，开拓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北魏帝国。但也正是强大的传统包袱和浓厚的氏族旧制，把希望有所作为的拓跋珪压得步履蹒跚，逼人到窒息的地步。

拓跋珪依照汉魏模式草创了北魏政权。按说在这个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表现形式的政治体制中，皇帝应该有绝对的权威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北魏初期制度“胡风国俗，杂相揉乱”，“参采古制，多违旧章”，拓跋珪格于环境，根本无法充分伸展自己的权威，反而行动处处受人规范，甚至连皇位也不断受到威胁。

联盟时期，大酋长的职务需通过部落贵族公选产生。拓跋珪称帝后，公选的历史痕迹在皇位传承中依然发挥作用。根据“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入御太极殿”。皇帝即位祭天要降格与七位勋臣蒙毡团拜，真是相当奇特的仪式。七位勋臣代表了最早加入联盟的七个部落，所谓“帝室七族”，和拓跋氏构成了“宗室八姓”，是联盟的核心部分。这一仪式表明，北魏的最高统治权，起码从形式上说，不是一姓专有，八姓都有机会。在中央官职上，北魏初期有八部大人制度。八部大人由原来的部落首领担任。他们执掌朝柄，权力极重，对皇权实行严重的分割。连州郡县三级地方政府，也分置三刺史、三太守、三令长， “比古之上中下三大夫”。这种体现氏族民主制传统的多元政体，从中央一直延伸到地方，使皇帝的诏令在执行时大打折扣。建国之初，拓跋珪曾想定都中原的邺，但“群下咸思北还”，早有“异图”的一部分贵族更是不断地制造叛乱，并策动留守代北的拓跋珪族弟拓跋顺自立。拓跋珪不敢固执己见，被迫迁都平城。他所行信任的一批汉族人士，也由于旧贵族的陷害，相继废黜和被杀。

拓跋珪感到旧贵族是强化皇权的严重障碍，故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关系相当紧张。他先后处死了一些气焰嚣张的狂徒，并警告“不义而求非望者”，应该有所收敛，否则“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但是，拓跋珪又不能与他们决裂，因为北魏的建国是通过对周围各族和中原汉族的征服战争而实现的。在压迫被征服民族的问题上，拓跋鲜卑上层分子之间的态度完全一致。部落贵族是拓跋珪对外开疆拓土的中坚，又是对内实行统治的依靠力量。所以拓跋珪必须尽量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甚至对他们的罪行也一度容忍。他连续饶恕了几个企图发动政变的主谋，但部落贵族谋夺皇位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最后连他最亲信的族弟拓跋仪与早年救护过他的近臣穆崇也背叛了。拓跋珪无计可施，陷入了极度矛盾之中。焦虑不安与过度紧张，使他精神变态，最终导致了精神分裂症的发生。

这确实是拓跋珪个人的不幸，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摘自《中华历史通览·南北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