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叶兴起的戊戌变法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祖国独立富强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具有鲜明的爱国性和进步性。那么光绪皇帝在这个运动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起着怎样的作用？多年来，接触的通常之说，即谓光绪和以他为首的帝党官僚，为了“摆脱后党之束缚”，“提高皇权”，“企图利用改良派”来“巩固个人之地位”。按此说来，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光绪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似乎完全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在林彪、“四人帮”阴谋篡权之时，戚本禹在抛出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又蛮横地断定光绪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进而把光绪打成“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在他看来，好象光绪比慈禧还罪恶滔天。当然戚本禹的喧嚣，是另当别论的了。本文试就光绪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一粗浅的探索和评议，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一

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激化，历来都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在戊戌变法运动以前，光绪与慈禧之间的矛盾早已产生。但是多年来，光绪并未公开与慈禧争权，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未达到公开对立的尖锐程度。

只是到了甲午中日战后，清政府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倍受欺侮。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又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古老的祖国骤然面临亡国大祸，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继台湾爱国同胞的英勇抗战，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也在加紧酝酿。这时，资产阶级（主要是它的上层部分）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社会上积极宣传、组织变法图强，以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机，并迅速形成了一个激荡全国的时代潮流。如何对待国家与民族的危机，在清王朝统治集团当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抱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卖国宗旨，公然宣扬“中外一家”(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四八，十六页。)。洋务派官僚也无耻地怀着“虽分割（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引者注）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奴才心理。所以，顽固派和洋务派，都无视国家与民族的危难，甘心卖国求荣。在甲午中日战后，如后党官僚荣禄，在感到他们的统治地位动摇，也曾主张“参酌中外兵制，设武备特科”(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四一，十九页。)，建议推行所谓的“新政”。实际上这只是“洋务”老调的重弹，为强化其统治机器罢了。至于陈腐的封建制度，在他们看来那是“祖宗之法不能变”(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二一二页。)，力拖时代前进的车轮。与此同时，光绪却有着与此不同的表现。在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记载，“自甲午、乙未（即1894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引者注）兵败地割，求和偿款，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丛刊》）（一）三三○页。)在戊戌老人张元济的《戊戌政变的回忆》中也说，当时的光绪也感觉到，中国“一切落后，什么事也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丛刊》（四）三二四页。)1898年末，继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伪善的沙俄也撕破面纱，公然出兵霸占了我国旅顺大连湾。此时，光绪亦“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并“面责”力主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进行引狼入室罪恶活动的恭亲王奕□和李鸿章，“汝等言俄可恃，与定约，输以大利，今约期未半，不独不能阻人之来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约（即《中俄密约》——引者注）之谓何？”奕□、李鸿章竟恬不知耻地说，“若以旅大与之，密约如故。”对此甘愿出卖祖国锦绣江山的无耻行径，光绪皇帝“大怒”；慈禧居然“变色”斥责光绪“此何时，汝乃欲战耶？”(《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四），一四一页。)事实表明，光绪对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侵略罪行是极为愤慨的。慈禧和以她为首的后党与洋务派大官僚一样，都是卖国求荣的投降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据有的材料记述“廿三年（即1897年）冬，德人占据胶州，上（即光绪皇帝）益忧惧，至今（1898年）春，乃谓庆王（即奕□）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一）三三一页。)至此，光绪才公开向慈禧争权，帝、后两党的矛盾日趋激化。诚然，他说的“亡国”，包含着忧虑人民群众起义推翻清王朝的心理。但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并从他的思想趋向来看，应当说，光绪主要是忧虑中国有被帝国主义吞没之危。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对他们统治下的国家前途产生忧虑，与那些无视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庸官、卖国贼当然不能相提并论。并且为了不作“亡国之君”而向甘心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慈禧争权，怎能完全视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之争！恰恰是由于光绪产生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感，在社会上要求变法图强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推动下，经过康有为等人的鼓动，光绪的思想又进一步发生着变化。如，当他看到康有为进呈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介绍外国革新的书籍后，产生了“博览西书”的兴趣。此后，他在一面催促康有为继续进呈介绍外国情况的书刊之外，一面又“大购西人政书览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从而开阔了眼界，认识到“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上□》，《丛刊》（二）二五页。)尤其是德、俄先后强占我国胶州、旅大的事件，使光绪的思想受到震动。他在“怒甚”之下，毅然地意识到，原来终日攻读的历代经理之书“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遂决变政。”(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综上考察可以认为，在甲午战后，国家面临危机之秋，光绪的思想受到刺激，逐渐在封建主义思想营垒中发生了摇动，对他们统治人民的“祖宗之法”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他力图探索新的统治妙方——学习外国，“发愤为雄”，对他们统治下的中国进行一些改革以求振作，逐步成了他思想中的一个新趋向。笔者认为，这是光绪皇帝所以支持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变法维新的主要的内在因素。同时也是帝、后两党在此期间矛盾激化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