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要求变法图存的维新运动在甲午中日战后迅速发展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从一开始就对它采取了极端仇视的态度。李鸿章、张之洞洋务派官僚等人，企图混水摸鱼，曾插足其中。但他们很快便退回到原地，继续与清廷的顽固派紧密结合一起，公开站在维新运动的对立面。这充分表明，他们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顽固维护者。然而光绪皇帝，却对维新运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帝、后两党的斗争，正是集中地围绕着如何对待这场变法维新运动激烈展开的。他们之间在这时进行的较量，与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和结局，又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了。

反对还是支持康有为要求变法图强的上书，既是关系着戊戌变法运动能否开展的一个首要点；也是此间帝、后两党公开较量的第一个回合。人们知道，在甲午战后，康有为为了组织、发动变法维新运动，连续三次痛陈变法图强的上书，均被后党顽固派官僚借口“本朝成例”百般刁难，给予扣压。但当光绪在1898年初通过翁同□见到康有为于去年末的上书后，却认为“非忠肝义胆，不顾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对康有为大加赞赏，并立即“命总署诸臣，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正是通过光绪力排干扰，才使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光绪建立起联系，使上下沟通，加速了戊戌变法的进程。

1898年在北京成立的“保国会”，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为进一步组织力量，推进变法运动深入开展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正因如此，当它成立之后，一些顽固派官僚十分恐慌，攻击康有为等人“聚众不道”，拨起一股围攻“保国会”的逆浪。在此时刻，光绪又义正词严地反驳说，“会为保国，岂不甚善！”(《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一四三页。)并将猖狂诽谤“保国会”的御史文悌革职。虽然光绪并未能完全阻止住顽固派对“保国会”的破坏活动，但在维新运动遇到新的阻力时，他能为“保国会”申张正义，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维新运动发展过程中，在思想、政治领域里进行的“变”与反“变”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封建顽固派、带买办性的洋务派之间斗争的焦点。这一斗争的实质，在于是维护悲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状，还是把中国引向独立富强？在这个关系着当时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光绪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又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变法维新。在德、俄侵占胶州、旅大，康有为等加紧推动变法运动时，恭亲王奕□在清廷大叫“祖宗之法不可变”。对此，光绪以与康有为同样的观点当即给予了驳斥：“今祖宗之地不保，何有于法乎？”(《上□》，《丛刊》（二）十九页。)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给康有为的密诏中，说的更加明确：“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一）三四三页。)。所以他公开宣告，“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光绪朝东华录》（四）总四○九○页。)，极力主张因时变革。显而易见，光绪的上述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变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表明他们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思想主张有相同点；并从而说明，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之间，就中国应向何处去的激烈论战中，光绪皇帝同样站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边。

三

作为在甲午中日战后兴起的变法维新运动高潮——“百日维新”，是从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发布的《明定国是》上谕开始的，这已为众所公认。从而可以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宣传组织和发动到进入实际推行阶段，又是通过光绪皇帝实现的。

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依据康、梁等改良派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发布上谕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这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这方面情况已有基本一致的论说，不欲多述。

在此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由于光绪出面颁布上谕，公开向全国宣告正式推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这就意味着，他已被推到变法维新的第一线。在此后围绕变法维新的斗争中，光绪自然地成了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了。然而，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光绪皇帝的自身地位来看，这确是一个极不协调的历史安排。正如康有为所说，当时毫无力量的光绪皇帝实际处于“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四）一四八页。)的艰难境遇。他在推行变法新政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他的坚定性和毅力的考验，

康有为在1898年1月29日上的《应诏统筹全局折》里，建议在北京设立“制度局（下设十二个专职局）”作为组织、推行变法新政的领导机关。实际上正如同志们所说，这是康有为等人为使那些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取得参政权，所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当光绪得知后，立即“饬下总理衙门议行”。显然，这一改革措施的推行，关系着改变清政府的体制，因此在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官僚看来似如洪水猛兽。他们针对此事，在宫廷内外制造耸人听闻的舆论，竭力抵制。虽然由于顽固派的拼命阻挠，“制度局”始终未能成立，但光绪却对此事一再催促，甚至在7月13日“益怒”之下，还曾“亲以□笔书上谕命两衙门（即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引者注）再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为设立“制度局”费尽心机。

八股，是封建统治者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愚民手段，也是当时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一条沉重的精神枷锁。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革新中国的需要，强烈要求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在开始推行变法新政的初期（6月17日），光绪皇帝见到要求废八股的奏折后，要立即“降旨”推行。正在这时，后党官僚刚毅公然跳出来扬言，“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对此光绪皇帝针锋相对地指出：“汝欲阻挠我耶？”(《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四）一四七页。)随后刚毅又施展了搪塞变法的伎俩，提议进行“部议”。面对此情，光绪皇帝又坚定地反驳说：“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由于光绪皇帝在这方面感触深刻，行动果断，顶住了逆流，终于在1898年6月23日发布了废八股、改革科举制的上谕。据梁启超说，当时“海内有志之士，读（废八股）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上□》，《丛刊》（二）二五页。)可见废除八股，在当时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