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对慈禧之流策划绞杀变法新政的阴谋活动，光绪也曾采取了一些断然的反击措施。在9月4日，他对清廷顽固势力的盘踞点礼部采取了坚决的行动，罢免了阻挠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随后在9月7日，又把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因阻挠变法驱赶出总理衙门。同时他又迎刃而进，录用了一些改良派志士主持新政。光绪的这些反击措施，既打击了极端反动势力破坏变法维新的嚣张气焰；又给予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一切要求变法图强的人们以很大鼓舞。另方面，当时大多数地方官吏，对变法诏令也竭尽搪塞、抵制之能事。就是竭力标榜“西学为用”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极力阻挠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地方推行变法新政。表明无论李鸿章还是张之洞洋务派大官僚，都是反对社会变革的死硬派。于是，光绪又通过表彰陈宝箴来排除来自地方的阻力。并且他又一再颁布上谕，告诫各级地方官吏，对下达的革新谕旨和上呈的奏章、上书“不得稍有阻格”，号召“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清史稿·德宗本纪》，中华书局版第四册。)。可见，光绪为了推行和维护变法新政，颇有力挽狂澜之气势。

当然，光绪皇帝并未能成为一个清王朝统治阶级的叛逆者。他力图摆脱慈禧的控制，推行变法新政，“以强中国”。但是他又没有与以慈禧为首的极端反动势力彻底决裂的勇气。由于他自身存在着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就决定了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通过上述各方面的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甲午中日战后，光绪与顽固派势力及一些洋务派官僚之间，在对待当时中国面临的局势，尤其是在对待变法维新运动这一重大的问题上，确有明显的分野。可以认为，在戊戌变法运动期间，光绪已成为以慈禧为首的极端反动势力的一个明显的反对派代表人物。就此而言，他表现得比较充分。直到“百日维新”的末期，当政变阴云密布，光绪个人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他仍对清廷枢臣表示，“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一）三四五页。)并又极力与一些改良派人士筹划挽救变法新政、保存改良派力量的对策。甚至在慈禧发动了宫廷政变，绞杀了变法维新运动之后，已成阶下囚的光绪，面对慈禧和顽固派官僚杀气腾腾地训斥他“背祖宗”行变法时，他依然坚持说：因“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一）三四七页。)。历史事实说明，光绪对推行变法维新是坚定的。而且他一生在政治上的主要作为，也正是与戊戌变法运动相始终的。

在此，多年来，在一些有关的论述中，又往往以光绪未能按照改良派的强烈要求提倡“兴民权”、设立君主立宪制和废漕运等，强调他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区别。从而，光绪在戊戌变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被冲淡了。如上所述，我们并不否认光绪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差异。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对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地说明。

是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组织、宣传变法维新的过程中，曾大声疾呼要求“兴民权”。同时，也强烈反对尊“君权”。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确是他们在政治方面的一项主要的改革要求。废漕运、厘金等，也是他们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排除阻力而提出的革新主张。但事实表明，当进入改革实施阶段之后，他们鉴于当时的艰难局面，康有为等人又一再降调。到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随后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时，康有为便“就皇上现有之权”的实际情况，确定了“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四），一四五页。)的方针。在推行变法新政的过程里，资产阶级改良派既不再强调“兴民权”，也□避了反“君权”的主张。他们在这方面的要求，基本归结在“广开言路”、允许天下“士民”自由上书言事上面了(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并且人们知道，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兴民权”，并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权利，而只是为那些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包括部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争求一些参政权罢了。事实上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也确曾按照改良派的要求，颁布上谕，在鼓励各地的督、抚以及各省道、府、州、县官吏“均得上书言事”之外，还宣布“至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即径（经）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均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违，或别经发觉，定将该省地方官严行惩处”(《上谕》，《丛刊》（二）九十一页。)。光绪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保障各地“士民”的上书言事权，这确是对清廷政例的一个突破。此外再加上可以译书、办报等项，足见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是采取了一些在思想言论等方面的开放措施，基本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这方面的改革要求。

关于没有建立君主立宪制问题。光绪到底是坚决反对还是趋向赞成实行君主立宪制？有待进一步考察。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同样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及历史条件的限制紧密相关，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康有为在推行变法新政前上的《应诏统筹全局折》里说，“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在推行变法新政的过程里，据梁启超说，康有为又多次上奏：“请开制度局，将大征天下之贤才，广罗万国之宪法，参以本邦之情形，大加审定，兴利除害，使之□若划一，有条不紊，然后见之施行，然以皇上无权不能行也。”(《上谕》，《丛刊》（二）四十六页。)从而可见，康有为等人是把建立“制度局”作为实行君主立宪的基础条件的。有关建立“制度局”一事，如上考察，起码说明光绪并不反对，他曾为此与顽固派周施尽至，只是由于顽固派官僚的拼命反对未能实现。所以对此问题亦应作出具体地分析。

至于裁漕督废漕运一事。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的9月10日，光绪于颁布的一分变法《上谕》中，在指令各地督、抚对裁撤闲置的衙门冗员一事“速即切实筹议”的同时，又提到“并漕督一缺，究竟是否应裁，亦著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一并详议具奏。”关于此事，梁启超说，当时光绪“知而决行之，然宦竖旗人，多食于此，虽以上之圣武，终不能断然废漕，则以无权故也。”(《上谕》，《丛刊》（二）八十二页。)显然废漕未就，也不能完全归结在光绪身上。而且史实表明，光绪对废漕一项，也列入了改革的议程。

光绪的对外态度，更成为评价他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个敏感问题。众所周知，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争夺中国的角逐中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英、日帝国主义为了与沙俄竞争，曾以伪善的面目拉拢帝党官僚和改良派，企图培植“亲英”、“亲日”势力。光绪、帝党官僚和康、梁等改良派人士，也曾对这些帝国主义者产生了幻想，试图引用他们的治国“经验”乃至想借助他们的“支持”来推行和挽救变法新政，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就光绪来说，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在9月20日慈禧发动政变前夕，“接见”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从当时光绪谈话的中心内容来看，他除了赞扬日本维新的“功业”之外，主要是希望伊藤博文“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二七四页。)显然，这是光绪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虚伪作态产生的幻想。然而，光绪的这种幻想，并未越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国家幻想的限度，也只是希望借助某外国的“支持”来推行和挽救变法新政。并未发现光绪有与帝国主义进行以出卖祖国与民族利益为条件的交易活动。尤其综观光绪在维新运动时期及此前后的思想趋向，起码说明他没有卖国之念。在近代时期，就是那些先进的中国人，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怀有弥天大恨，力求祖国走向独立富强。但他们又往往对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存有某种幻想。这种情况本应从阶级的、时代的条件中作出历史的说明。但是一些年来，由于极左思潮波及到史学领域，一看到与外国的某种联系，似乎就有“卖国”之嫌，这是应当澄清的。

综观光绪在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群魔乱舞之际，产生了紧迫的危机感和力求中国有所振作的强烈愿望。因此，在围绕着时代提出的尖锐问题——是变法图强还是恪守现状的激烈斗争中，光绪与以慈禧为首的极端反动势力在政治上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他毅然地站到要求变法图强、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潮流一边，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变法新政的实际推行者。从而，光绪在历史上的主要活动，与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衰，历史地联系在一起了。不言而喻，当我们肯定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总结它的历史教训时，都不能把光绪排除在外。通过以上的考察，笔者认为，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清朝爱国官员，那么也可以说，光绪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试图仿效外国来革新中国的开明皇帝。

当然，评价光绪，同样要实事求是。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抵制日益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大肆宣扬光绪的所谓“圣德”，把光绪皇帝捧上了天，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宣传。1903年，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为批驳康、梁的“保皇”谬论，又把光绪皇帝甚至对戊戌变法运动都进行了全盘否定，同样不是在实事求是地评论历史。一些年来，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拨弄的极左乌云笼罩我国大地时，在有关的一些著述中，对光绪的评说更是令人难以信服。粉碎“四人帮”后的近年来，在有的书中，对光绪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活动，作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评说(见《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可喜的新气象。总之，历史事实是无情的见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要求我们必须对历史（包括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才有益于我们的事业。（孙孝恩）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