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不但有具有严肃特点的史书的记载，而且有充满着遐想的动人的传说，还有那常年埋藏在地下的最具有说服力的实物。在日本距离中国大陆较近的九州地区，曾经在发掘的日本弥生时代（公元前后）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由中国大陆传去的古器物，主要是铜镜、铜剑、铜茅等。而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历史上汉光武帝授于倭王的那块弥足珍贵的金印，竟然也在1700余年之后于日本九州的志贺岛奇迹般地重见了天日。这一重大发现，无疑是反映中日两国古代交往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 中国史书关于汉光武帝授金印的记载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南朝人范晔撰《后汉书》，其《倭传》有关倭国列岛情况的记载，几乎全部抄自《三国志》。不过，在谈到两国之间交往时，则有不少增补内容，其中关于汉光武帝赐倭人印绶的记载，便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后汉书·倭传》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是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后汉书·倭传》明确记载了这一年光武帝接见倭国使者，向倭人“赐以印绶”之事。由于在《后汉书》之前问世的《三国志》未载此事，而《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又是最早系统记载日本列岛情况的史书，加上也没有旁的记载可资佐证，此事的可信度，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受到一些史家的质疑。

◎ 日本福冈县志贺岛汉金印的发现

1784年阴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

说起金印的发现，其实是很偶然的。当时志贺岛农民甚兵卫正在为防备来年可能出现的旱灾而修筑一条水渠。在搬动一块大石头时，他无意间发现了大石底下一块与泥巴相裹着的金属。他并不认识此物，便让家里人和近邻辨识，一个名叫才藏的米铺主人告诉他这是一方金印，不过这个人也没有认识到此印章的价值。后来消息传到地方官那里，金印便逐级上交到了管辖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赏给了农民甚兵卫五枚白银，又将此印送给藩中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叫龟井南溟的儒者鉴定。龟井南溟经过仔细鉴定后告诉黑田藩主，这方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印章。黑田藩主知道这方金印的价值后，便将它作为传家之宝珍藏起来。据近代变法人士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时，“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印是“蛇钮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现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冈市立美术馆中，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当年发现金印的地方，早在1922年就树立了一块刻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以作纪念。

◎ 志贺岛汉金印的真实性问题

那么，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果真是《后汉书》中记载的、被人们传说已久的汉光武帝所赐日本委奴国王的印章吗？龟井南溟的鉴定究竟是否可靠？经过中日双方的学者的长期考证和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证实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汉制的，它的真实性完全可以确定。

志贺岛汉金印后来经过实测，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见方，高约2.2厘米，蛇钮高1.3厘米，阴文篆书。根据汉制，赐予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这块金印每边长为2.3厘米，正好符合东汉建初铜尺的一寸，可以说在尺寸上是符合汉制的。

不过，汉代的印章是等级分明的，一般从质地来讲，天子是玉印，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银印，蛮夷则为铜印；从印钮来讲，诸侯王为驼钮，列侯为龟钮，将军为虎钮，蛮夷则为虺钮。从这两方面看，学者认为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并不完全与汉制符合，所以当初龟井南溟鉴定此印时，也说与汉制有一些出入。不过，龟井南溟认为蛇钮倒是可以解释得通，因为蛮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类，蛇钮应该同于虺钮。这个问题随着1956年中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的东汉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在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这个发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汉所赐蛮夷的印章，并不完全依照汉制；金印驼钮本为诸侯王印章，蛮夷一般为铜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钮的。

◎ 金印与中日的早期交往

自从金印发现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那么，为何一枚金印会受到中日两国学者如此的重视？它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首先，日本九州志贺岛汉金印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史籍记事的严谨，一条看似不经意的记载，却决不是凭空而来，它一定是有所依据的。

其次，汉光武帝赐予日本委奴国王金印，说明早在公元57年时，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汉朝奉贡朝贺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皇朝对于委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

再次，金印是古代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标志和证据。古代中日之间的往来，最早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先秦时期，更有一些中国难民经过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也有少数直接从海上到达日本，关于这些被日本称作“渡来人”的中国流民，在中日两国特别是日本的早期史书和其他书籍中都有很多的记载。相对而言，在公元前后日本弥生时代中日相互间的往来可能更加频繁一些，这一点从考古发掘中已经得到证实，同时史籍中的记载也可为佐证。就在《后汉书·倭传》记载光武帝赐金印之事后，又接着记载了汉安帝时日本倭国遣使的情况：“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永初元年，即107年，这与上次委奴国遣使相距刚好50年。这里所献“生口”，一般认为是奴隶，也有学者认为是派来学习的，近似于后来的遣隋使、遣唐使。不过无论哪种说法，从“百六十人”这个数字可见，这次的遣使规模确实是很大的。将此两件事结合起来看，说明日本弥生时代，也就是中国汉朝时，日本遣使往来不但比较频繁，而且规模也比较大。由于比起书籍记载，实物更具有直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印无疑是古代中日友好往来的最好的见证。

最后，随着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不断的民间往来，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贺，先进的中国古代文化也因此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古代日本，这对于古代日本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离中国最近的九州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