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北京各大媒体上刚刚热热闹闹地报道了国家环保局叫停了30个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就开工的工程，由甘肃一位进京旅游的大学老师发起的针对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质疑，又掀起新一轮是否应依照《环境影响评价法》办事的争论。 争论的结果之一：召开了有关圆明园水域整治的听证会。这次听证会是中国从2003年《环境影响评价法》正式实施以来，国家环保总局召开的第一次有关工程建设的听证会。

从对一个工程的建否只是领导说了算，是有关部门决定的，到公众有资格参与听证会并对工程的修建提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要求；从民间发起的会议难于在媒体上出现，到有关圆明园的听证会带来的“洛阳纸贵”；从民间环保组织忧虑河道的处理影响北京市的生态环境，到公众呼吁决策程序的公开与公证，折射出的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变化。

圆明园水域听证会后，中国公民社会再次提出：能否选一种新的决策思路——“宣布—讨论—设计”，然后再开工。这对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和把决策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恐怕是会起到积极的意义的。不是吗？也许，这正是中国公民社会明天所面临的挑战。

2006年2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继续打出重拳：从即日起，对9省11家布设在江河水边的环境问题突出企业实施挂牌督办；对127个投资共约4500亿元的化工石化类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对10个投资共约290亿元的违法建设项目进行查处。

国内外媒体称：一场“环保风暴”，又从国家环保总局刮向各地。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向媒体公布：“我必须再次声明，这不是来得快、去得快的‘风暴’，而是长期坚持不懈的执法行动。”

这位46岁的副局长，一年之前曾代表环保总局对电力行业刮起了首次“环保风暴”，叫停了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30家特大项目，一时间被人称作“潘旋风”。当“潘岳为官高调”的评论纷纷而至时，他叹息道，自己这样做与其说是“博得美名”，倒不如说是“不负良心”。《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认为：此间的背景，则是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理念及“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

记者问潘岳：2005年，环保总局做了很多事情，有声有色，但在松花江污染事故后，板子打到环保总局身上，解振华局长去职。有评论说环保总局应该吸取教训，做事不要过分高调。在很多人认为要明哲保身的时候，你们却又刮起“环保风暴”。做官为什么要如此另类？

潘岳回答：松花江事件将在中国环保史上留下永远的印迹。它证明了“环境危机”不再是危言耸听的预言，也宣告了中国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环境高风险的阶段，应对这一风险，成为执政者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潘岳说：松花江事件反映出环保系统在危机处理上有深刻的教训要吸取，例如信息披露制度与应急速度等。政府希望我们“举一反三”，我们正在这么做。但举一反三的结果不是“明哲保身”，而是继续改革，勇于战斗。我个人也不会因追捧而“高调”，也不会因挫折而“低调”。至于树不树敌，我想起一句老话，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永久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潘岳说，正常履行职责的行为为什么激起这么大的反响和争议？恰恰说明，在此之前，“环保”在重大决策和公共视野中缺席太久。因此，与其说环保总局是“提高地位”，倒不如说是“恢复地位”。而且，这些所谓的“炒作”激起了一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大讨论，环保从此超出了专业的小圈子，真正走向了社会公众。在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召开的中国第一次国家级别的圆明园湖底是否能“硬衬”或“软衬”的听证会上，发言的人有从外地赶来的70岁退休职工，也有12岁的小孩子，他们都拿着自己搜集的资料，对讨论主题发表严肃的意见。科学发展观要得到真正落实，必然要有强大的政治动力；要催生强大的政治动力，就必须要凝聚强大的社会共识。 记者问潘岳：那你们遇到阻力怎么办？如果这次地方政府与企业不配合，过了时限依然故我，你们有什么强制性措施？

潘岳说，如果真出现了不配合的情况，我们将双管齐下，一是对其下达停产整治决定和经济处罚。同时我们还将联合监察部，依据即将出台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二是将检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及时向上级政府报告，并向全社会公开。这次行动决不会无疾而终，虎头蛇尾。我们要对一些受到种种力量保护、“屡教不改”的污染企业，动点真格的。 在谈到今后将通过哪些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时，潘岳指出：

第一，用绿色GDP代替传统GDP。绿色GDP扣除了生态和环境损失，能够更全面地考量经济发展的质量，避免虚假业绩。

第二，一定要把环保指标纳入现行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这是最立竿见影的方法。

第三，一定要进行规划环评。

第四，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用各种手段让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人群对受损人群进行利益补偿，让上游地区和保护地区专心致志地保护资源环境。

第五，要全力推动公众参与。

第六，要制定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奖励可持续发展，惩罚高耗能生产。

在说到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时，潘岳说：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环保等公共事务上，市场向来是失灵的，转型期的政府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就需要依赖公众的力量。公众是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人，拥有保护环境的最大动机，只要有合适的渠道，就能释放出巨大能量。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良性的公众参与不仅能补政府力量之不足，还能大大提高公众对政府政策的认同度，更能提升国民的公共道德素质。更何况按照宪法，参与公共事务也是公民的权利。政府有义务去保障公众的这项权利，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佳体现？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最佳实践？什么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真切的落实？什么是现代执政理念的最好贯彻？全看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间的良性互动。这是道之根本，也是大势所趋。

潘岳说：环境问题还是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政治目标，环境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主要组成部分。解决了环境公平，就能够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经验。 潘

岳说：环境还是一个民主法制问题。要提倡公共参与。环保领域既关系着全民利益，政治敏感性又相对小，最易达成社会共识与共赢，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试验的最佳领域。

环境领域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能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解决了绿色制造业问题，就能同步解决核心竞争力问题；解决了环境公平问题，就能够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经验；建立了民主科学的环境决策机制，就能够为全面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范例；解决了环境文化问题，就能够进一步完善充满活力的可持续发展文化思想体系。只有拥有这样的视野，才能够真正理解环保对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性。 

（本文摘自《中国绿色行动》，汪永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