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死亡观

消逝的楼兰，据说他们的灭亡和他们奇特的葬俗有关

古代中国的墓葬除了悬棺，在新疆孔雀河附近3800年前的楼兰王国，“太阳墓葬”也至为神秘，该地的葬俗是用一组组的七层胡杨木桩围成的同心圆圈，木径粗达30余厘米，整座墓地远远望去，就如一轮镶嵌在戈壁荒原上古老而沧桑的太阳。古代楼兰人为什么要挖掘营建深达两米多的墓穴？为什么要做成如此的同心圆圈图案？墓主人为什么均为仰身直肢面向西方？甚至有人认为，为建造大规模的“太阳墓葬”必须要砍伐大量的林木，楼兰王国也就因此而毁了。

不论怎么说，死亡都是一件值得认真分析的大事。伏尔泰借与卢梭辩论笑说：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修筑了长城，但却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长城常常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这话说到了中国人内心的恐惧，是一种没有宗教支撑的本能的恐惧。还说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中国古代宗法制度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度发展的血缘组织—不但生者聚族而居，死者也要集中埋在一起，甚至是埋葬的位置也是取决于生前在全族里的辈分和等级高下。这种约定甚至可上溯到皇朝的庙寝制度，寝指皇帝的常住之所；庙又称室，专为供奉祖先灵魂，同时也用作祭祀、朝觐、聘、丧、射、献俘、赏赐、聚合四方诸侯等国之大事的场所。

中国的文明传统早在孔子时就确立了，这位圣人的名言说：“未知生，焉知死？”这个头就没开好，以至于中国人老觉得死亡很可怕，甚至于都不觉得其实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死亡的担心。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死亡的了解可以说极为有限，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要把死亡跟哲学问题连接在一起过。

死亡问题在很多时候就是哲学的一个原命题，自从苏格拉底以身求死，他的得意弟子柏拉图便“趁机”看到了哲学的最神圣使命—死亡的练习。死亡与哲学的西方式关系就此确立，自柏拉图以后，把自己哲学兴趣牢牢地固定在死亡问题上的哲人比比皆是：德谟克利特贡献的思想是“逃避死亡即追逐死亡”，伊壁鸠鲁表达的是“不畏死是防止被死亡偷袭”，蒙太涅则说“哲学就是思考和准备死亡”，到了康德，则是“自由人应自己选择去死”，这种被加工过的在中国式的教科书中被称为“主观能动性”的东西，在随后的黑格尔那里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说：“死亡是个体的最高劳动!”最后还有两个“疯子”，老疯子叔本华说“死亡是哲学灵感的保护神”，死于20世纪最初一缕阳光中的大疯子尼采在迫不及待地把上帝消灭以后，极不情愿地说“平庸之死是对大地和人类的亵渎”。

死亡是哲学关注和疼痛的中心，哲学家们似乎都在致力于把庸众从死亡那里抢夺回来，但哲学毕竟不是给庸众准备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致力于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但两人的学说却无意间又滑入劝死哲学，为的是劝人们“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伊壁鸠鲁则是为唤醒人们防范死亡恐惧对人生的偷袭，“既然正确地认识到死亡与我们无干，便使我们对人生有死这件事情愉快起来，这种认识并不是给人生增加无尽的时间，而是把我们从对于不死的渴望中解放出来”。德谟克利特的劝词是“愚蠢的人才怕死”，亚里士多德的“不怕死是一种勇气和美德”，康德说“紧张劳动延长生命”，罗素说“死亡的恐惧是一种奴役”，等等，都是叫人如何从必然会来的死亡那里抢夺回一点什么东西。

死亡问题还牵涉出一个智慧问题，这也是古希腊就完成的学说：所谓智慧，从哲学的纯粹意义上讲是指灵魂在没有重累与负轭的前提下的自然释放，简单地说，对一个问题的知与行越多，智慧就越少，所以，只有未成年人才更具有智慧，而成人所多的无非是学识与世故，缺少与丢失的正是智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