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复合的，它的主体即华夏文化，也是二元耦合的。所谓二元，就方位来说是北方与南方，然后沿这个思路再分，北方黄河与南方长江，北方以龙为灵而南方以凤为尊，学术主流上则是北方儒家与南方道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文化，北方以晋（韩、赵、魏）为表率，南方则由楚文化独领风骚。从心理学上看，一般把人分为四类:热情的人，情绪激昂的人，冷淡的人，多愁善感的人，刚好，前二者与孔孟相洽，后二者正是南方人的庄骚趣味。

这个大体的两分法极有可能源于建筑，或是跟建筑是暗合的。古代建筑大体上就是沿北方穴居与南方巢居两种类型而逐步发展出多种类型的。当然，这只是个大致脉络，不能扩大为方法论。而且，我们的重点是要讨论华夏文化中的“天人合一”。

以楚文化为例，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天人关系，楚人也不例外，他们认为:人的存在，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体，这个个体，虽是自然存在，但又有超自然的愿望。所以要求外在的东西要能和他的个体内心相契合。人的自然存在是一个有限的个体，但又能通过超自然的愿望在时间空间上进入无限。人之为人，一定是要求的比自然存在要多，所以，人都要有精神上的存在和追求，人才不至于失去目标，或是失去自我，这也正是芸芸众生有很多人要迷失方向的原因，因为他们还没达到向个体外的追索，生命的意义就已停止，所以，精神上就总是限于肉体的局限。在楚人的哲学中，人是能自觉地将个体与宇宙合一的个体，这跟卡西尔《人论》所宣称的“人是不断地探究自身的存在”是相通的。人有一息尚存，便能自觉天人合一，达于无限，生命因有所附丽和更高的追求而显得人生更为实在与深刻。有了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人就可以从一切局限中自我解放出来，并把个体全部能量释放出来。《庄子》中说到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都是人的这种自觉追求。

“干阑”式建筑

天人合一是一种最高的追求，一切的生活便都自动地向它看齐，艺术上追求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建筑上也是同样反映，考察楚国的“干阑”式建筑，这个特征更为鲜明，他们的房屋主体都是木材，含蓄的、深沉的天然之美， 轻巧但又坚韧，它自然呈现出的亲和力，与易于加工合为一体，建筑镶嵌在自然中，人在建筑里，彼此融合成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楚人建筑水平方向的层层屋檐，各层走廊栏杆时时回顾大地，仿佛对大地有着无比的眷恋；屋面、屋脊、装饰局部的曲线仿佛就是大地中随处可见的那 些线条，中国人没有基督教的敬主，但有人对自然的向往和崇敬，有自己的悲天悯人。吴国伍子胥设计建造都城阖闾（今苏州市城厢区），“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八门，以象天八门；水八门，以法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吴越春秋》）

天人交相感应，常常还和“四神说”、“阴阳说”、“五行说”等连在一起，所以，中国古代建筑总是会有某种“节制”和“选择”。

“天人合一”是一种哲学，与“礼法、宗法制度”一联合，就生出或加强了原本就有的等级制和种种规矩，也使得古代建筑产生出更多的类别与形制，如“台”、“坛”、“庙”、“观”、“苑”等礼制性建筑。

人与天地相参，人与天地相应，人与天地为一体。人体本身又自成为一个小天地，其循环吐纳与大天地的周率密吻。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形，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再至中国古代医药学和生理学，几乎都归流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如，从身体上来，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心在这里就是本，而本源于木。明了这一点，再熟悉点药物，几乎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医了，只是，这种与哲学相通的医术，很容易分出高明与平庸。所谓庸医误人，大概正是不可以远通天人之学，而这就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补救的了。无疑的，中国的药物是有效的，问题是对其作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药理分析，并将其有副作用的成分剔出来。这就好比木头建筑久了，总有一些部件要重新置换一次。

《春秋繁露》曰：“地不敢有其功……名一归于天。……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地卑其位而上其气，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献其生，成其事而归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这讲得学理凿凿，等级森严。 这大概是天人合一学说被极度道统化的一个开端，也因为被统治阶级牢牢地把住了“天”，所以，在“地”上的一切“人”就都自然地失去了他们的个体身份。再推演一步，中国上层社会的智巧和驭人术经常都知道如何向下层灌输悦服道德的“自明之理”，孔子的抽象用语如“仁”、“义”、“忠”、“礼”，都是这样被借用，进而，孔子本人的精密意义就自然而然地丧失在了模糊的普遍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