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一直被中国文人视为最重要的典籍

中庸之道

在中国人的茶楼、扇面、屏风，乃至喝茶的杯子上，常常都可见到“难得糊涂”四个字，郑板桥那乱石铺街式的字体给中国人的精神带来了难得的自然与随意，这当然也是生活艺术之一种。美国19世纪的传教士史密斯在《中国人的特性》里写道：穷困这种东西，在中国人的手里，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穷困的艺术有消极、积极两方面，积极的是勤，消极的是俭，而勤与俭所以成立， 又依赖耐性，没有耐性的人，是勤俭不来的，而这三种特点，中国人是全部具备。并且三者彼此能通力合作，生活越艰苦，合作的关系越牢不可破。

19世纪还有一本麦华托写的《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也说到了中国人的吃苦：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他们有在世界劳动市场上竞争的特点，他们是好的农民、好机械工、好劳动力、好水手，具有成为一流机械师、制造业者所必须的一切智慧、正确的触觉、不倦的耐力，加上他们有温顺、耿直、朴实、勤奋、克己、忍耐的德行，某种程度上爱好和平，能忍受寒暑的恶劣气候。如果他们受到必要的教育和指导，加上资本和企业，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人。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南洋的经验，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些局外人的单纯看法有他的合理性，但在谈到国民性时，更为直接和尖锐的反思就只能来自我们自己。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看到了这个东方民族的“窝里斗”，当然，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不顺，中国人大都还是能和平相处，本性上极其实用的“恶”时时都能被深埋的善良基因强行压抑，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惯性作用，它诉诸于心灵，几乎已内化为中国人的行为处事规则，所以，用西方的文化体系看去，它差不多已是一种类宗教。只不过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求得一团和气的模棱两可，比如，大家都喜欢龙，到处都是龙，可未见得都喜欢真龙，而且，这龙既代表一种俗世的思想，又代表道家的一大智慧，从不肯显露全身，高高在上，一鳞一爪地显着它的权势与威力。

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当然需要一个东西来中和，这个调和剂就是中庸。中庸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用世哲学，更是一种艺术。

用建筑来检验这一条，很容易可以得知：为什么全部框架工程都要有意的显露在外表？因为那里边有匠心，那不仅是框架，更是一种构造，一个系统的支架，那是一种律动的线条，那还像是一个草图的呈现—就像是看绘画草稿上的略图—它指示出建筑物的基础型式。木料的框架在墙壁间总是显露着，栋梁和椽等在内里或外边都可以一眼看得出来。这又跟书法通在一起，共同的名词叫“间架”。

中国文化讲求“中”，很多汉字，比如中、束、柬等，直接就是显明的中轴线图。城垣这样构造，汉字就这样象形或会意，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是到处是门，处处相通，只不过有时有一些捷径，偶然得其“命门”，就可一通百通。

什么都要居中，或留出中心位置，不偏不倚的结果是，在思想上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这还是林语堂的话。林语堂本人也深得“中庸之道”，所以，他知道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的位置，他甚至推测说“中国”这个名词，不仅有地文上的概括，也显示出一种生活轨迹。“中庸即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原理，所以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回到孔子的原话则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围棋，本是古代将军演练战阵的游戏，却下出了全局和谐的中庸之道

由中庸而调和从众、持正守平、圆滑巧智，最好的例证就是木头做成的围棋：围棋本来里边充满了争斗与绞杀，是一种争气，占地，是抢、逼、围，是你死我活，是非黑即白，但是，在大师吴清源看来：“与其说围棋是竞争和胜负，不如说围棋的最高境界是和谐。”

无招胜有招，输赢置之度外，心中只有和谐，这才符合围棋的本意，假如是圣人所造，那他一定是希望借着这个黑白世界达成和谐。这也就是为什么段位越高的棋手，常常会在适当的时候放一个胜负手，或下一着无理棋，因为他追求的结果是求得全局和谐的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