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幸福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似乎人在木头房子里住得久了，就也慢慢靠近了木头的质性，天然雍容，与世无争。但单单的无争并不能构成一种自然行为，所以，一定还有更深的用世哲学在他们的心里起作用。这就是从中庸过渡而来的忍。

忍者自安。人到无求品自高。逢人只说三分话。事不关己高高挂。谨防乐极生悲，要细水长流。同样的格言还有很多，都是中国人奉为圭臬的自然用世智慧。

光是木头房子和用具不能提供这种性情的全部回旋，所以，适度的扩大是在把人的整个生活推演到较大的园林空间时，让人还要有比较优游、宽博余裕的地方，园林因此也是中国人家居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喜欢这样的生活。

园林的象征性还在于，它是人和这个社会配合的外在条件，以此提示并保护着人们的心灵，不要去和外在的环境发生冲突。人在景中，也是另一种能借助外物的力量的开始，君子不与物为逆，不冒犯任何人或事，一个较大的空间就总是属于自己的，心情的松动又进一步带来艺术感的空间，这个松动还要常常靠“养心”，凡事不要做绝，话留三分，饭也不要吃得太饱，做事不要倾力，都是这个意思。要详细体味中国人的这种集群性格，《菜根谭》是一部很好的读物，这是一本中国人在时代、社会之中，在个人居所和与人相处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指南。

同类的书还有《醉古堂剑扫》，一本教中国人逢世与玩世的趣味读物，其名言“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经常为人引用并遵照实行。躲进小楼成一统，一步一个脚印地教人收缩，向内心退守。甚至就是一种极有格调的休闲生活，也不单是游目放旷，而是“随心”、“称意”，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养心”。还有，“少林寺、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原骚”，那就更是引领人进入古今的绝艺，使心能与天、自然、本性等等合一。

朱熹，宋代的理学大师。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一直被争论了近千年

中国文化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引导人的心灵？因为人都有欲望，古代的中国人还没有一套引人适应和顺从欲望的机制，它只是敏感地发现了欲望大都不好，因此要努力控制。《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心里基本上都装着自然欲望，这东西总是一天天变大，所以十分危险。只有靠“道心”，也即因天理而生的仁啦义啦之类的东西来阻止，但这一类东西常常都很稀薄。所以，必须要发明道心，弘扬天理。我们当然知道这种违背人本性的“弃绝”和“堵截”相当困难，不但造成人的性格的多重变异，更会使人在私下里“堕落”更快，但中国文化一直就没放弃这种要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圣人的努力，漫漫长路，到了程朱宋明理学，还在拼命地存天理灭 人欲。有人说，这实在是一种道德高帽下的全民撒谎，当然，因为历史的惯性，它也加强了中国人的传统人格在自善无为、远害全身的被动回避中的修炼，只不过，这种遮掩是以牺牲全民的精神活力、鲜活的个性或是浪漫主义式的想象力为代价的。

如果一定要用两个字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消极因素，一个是礼，一个为理。鲁迅所批评的瞒和骗，谎言，吃人，都是在这种机制下的自然泛滥。当然，传统中的主流道统也在各方面尽到了压制民智的作用，其结果便是，都不努力追求清晰的思想，而人又必须要不断地一代一代地活下去，终只有一点一点地逃避到追求理性的、可见的并且是可以消磨一生的幸福之中，于是，很小的东西都可以被放大为快乐，过程就已是极大的享受，劳力者也就不怎么需要科学，而要是一个人并没有机会从发黄的古书上去超脱自己，那就最好还不要智慧，因为它打乱人的心神，它常常只使人更加痛苦，它还引导人追求更多的物质追求，而道家一开始就认定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

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不发达的原因，还产生了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其实，原因不外就是上述种种，因为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不适于科学方法，它的最大功能就是为了追求理性的幸福、快乐。所以，它能将火药用来制作鞭炮就已足够了，因为那烟花总是有无穷的变幻的花样和色彩，而真正的科学发育，除了方法，还需要逻辑思维或是归纳法等分析工具，更需要愚拙而刻苦的钻研，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一点一般的感性与内省，能知人情世故，就已得着了安乐一生的法门了。

中国的哲学中庸、谨饬、和平，有人说这完全是体力减退的结果，而欧美人的气质则充溢着进取的活力。这也是鲁迅认为外国人的书即使是不入流也是个活人的智慧，所以要尽量只看外国书的原因。

当下的西方世界因为物质与科技发达而造成对人的挤兑，已经引起普世的关注，所以，很多人都把求解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智慧，可是，这真的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