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式大木

木头作为最基本的建筑材料，在建筑中一点一点地生长，或直着身子，或横向勾连，或以彩绘，或以油漆，乃至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和规格之类的东西解决，在房屋定型化的基础上就走得越来越顺了。

再来追索一遍木头在建筑中的生长史，经过汉代美学高度夸张、异常单纯简洁的粗线条轮廓与古拙的艺术化铺陈，中国的建筑获得了跟大地相连的力量，以及速度、运动以及磅礴气势，至唐代，多种建筑风格平等交融。只不过，那气势都是唐朝的，宏伟整饬，开朗大方，我们现在已看不到多少唐代木建筑实物，但从一些绘画或是别的艺术品中，我们还是可以从斗拱的结构、柱子的形象、梁的加工等细部看出来，这就是一个艺术已能与结构统一的时代，随便一个细节，都能让人感受到它的雄阔气势，它那砥砺万物的胸襟，在超脱了绚烂的喧嚣之后，简洁而舒旷，朴实又庄重，这些都使人把它和整个唐朝相联系，并从中萦回那灼灼其华、青春曼妙的盛世景象。

佛宫寺塔，继承了唐代建筑的风格

辽、金、西夏时代，唐代盛世气象的惯性还在继续，“唐风”进一步流衍、传播与细化，辽代建筑基本是是吸取唐代北方传统，并和本民族的工艺结合，这一点从现存辽代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可以看出，基本上还是唐代的建筑文法。

《营造法式》或许是中国建筑的八股文，图为《营造法式》中的建筑结构

宋代是中国建筑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有宋一代，人们的审美焦点转到了各种自然对象上来，所谓“格物”，一方面沉溺于对过去时代的回忆，同时又开始迈进与现实生活的亲切依存。宋人讲以理入诗，此“理”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是法理，更不是黑格尔的“理念”，而是“天理”，也就是“灭人欲”而后得到的结果，此“理”一开，传统就朝着“道统”更巩固了，柏杨所说的“酱缸”大致也就在此时定型。与此相对应，在建筑上，北宋政府颁布了《营造法式》，对随后的建筑的特色定位影响深远，这是一部有关建筑设计及技术经验总结的完整著作，在记录了官家大式、大木等做法及建筑体系外，它还上循礼制，作出了一些严格的硬性规定，无疑，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开头—就像同代的理学严重地侵扰到人们的私人生活领域一样，这部《营造法式》更像是中国建筑的八股文。

规矩定制独统，风格固定，想象力不再，主体建筑千篇一律，这倒也正好使人们的审美视线从各类建筑组合一下转入了园林，谈北宋、南宋的建筑，最具活力的部分只有到园林中寻找，所以说，园林跟宋朝的结合乃是因为再度被禁锢了理想的文人士大夫一时的兴味与寄情所在。

元代建筑  云间第一楼

蒙古贵族建立了一个疆域广大的军事帝国，马蹄疾疾，征战似乎只为在地图上圈占更多的地盘，表现在建筑上的特色也一样，用料草率，常用弯曲木料作梁架构件，许多构件被简化了。

清朝建立至1840年鸦片战争近200年的时间，由于修建宫殿，木构架艺术在实践中得到加强。清代承接北宋政府的《营造法式》，也颁行了类似的官方文件：《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对涉及到建筑造型等具体做法再一次做出了自己的规定，什么屋顶的举架（决定屋面的坡度和抛物线）、屋身的柱侧脚（决定外观收分）、柱生起（形成檐口上翘弧线，还可校正水平视差畸变作用）、木构件的卷杀、梭柱、月梁（变直线为柔和曲线）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规定既多，建筑，便越来越只需要根据施工图复制了。只可惜这种施工图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也不算多，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重文史，薄技艺。最多的只有诗歌，而匠人之类的书，为上大夫文人所不屑，所以关于古代建筑的理论除了《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别的就再也不好找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梁启超特别看重这两部书的原因，早在梁思成读哈佛大学建筑研究生的时候，梁启超就将《营造法式》寄给他，希望儿子能破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