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纳米尔（L•B•Namier）曾讲过这样一件趣事：十八世纪的英国有个协会叫“可兰”，规定要去过东方的人才有资格入会，后来协会觉着有些人真该入会，又没去过东方，于是，就把入会章程又改为“表示希望游历东方”。

到东方去。相当长时间以来，这基本上是西方知识分子想望中的精神出游。但是，这种有点像鲁迅说的他们“恨不得中国永远都是一个古董的国度”的心态，多少都有点缅怀或是凭吊的意思—就跟欧洲人也总是要常常去希腊转转是一个道理。道义上的同情往往构成另一种隐秘意义上的歧视，不要以为这种歧视今天就没有了。在欧洲，在美国，以为中国还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人还有很多，就像他们的前辈，有的人以为长城是恐惧的象征，有的人以为这里的人都会一手功夫，有的人以为这里仅是一个世界加工厂，有的人以为这种古老文明还跟几百年前的一件瓷器一样，好看而易碎。不论怎么说，东方都有点不确定，多少都有点神秘。

进入中国的角度和方式太多了，以至于似乎每一个外国人走一圈都敢说了解中国，或根本不了解中国。

异质文化总是让人在比较中吃惊而敏感，但东方文明到底又太复杂，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每隔一些年头就会起一个大的争论，这些争论大都是围绕自己的历史、传统，诸如国学、新儒家、东方道德观、自然主义等等，但爬出这个陷阱的方式是必须借助于更多的争论，于是，问题就总是会一直悬置在那里。当然，也可立即停止争论并另辟蹊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一种“实用”的工具去不偏不倚地阅读东方，去真正进入中国文明的内部。

中西交往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唐一代，时常居留在长安的外国人达10万之众，但真正成形的记录却要始于元朝时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紧接着这个旅行家时代的，是16至18世纪由利马窦（Matteo picci）开创的传教士时代；第三次到中国的浪潮则是19世纪末至20世初纪的西域探险考察家时代。在这个漫长的交往过程中，历来都不乏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人，如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威廉•坦布尔（William Temple）、维科（Giambattista Vico）、 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孟德斯鸠（Montesquieu）、魁奈（Francois Quesnay）、伏尔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并不遥远的雨果（Victor Hugo）、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等。但是，在他们之中，即使有《论中国的文字及其他》（维科）、《论中国的政体、法律、道德及其他》（孟德斯鸠），再加上《16世纪的中国南部》（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ourses）等书，都还谈不上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而大多只是些对中国走马观花式的漫谈或游记。再往后，英国海军上将、著名的乔治•安逊勋爵（Lord George An son）率队两次到达中国，写有《环球航海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但他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猛烈地讥评到中国的政府腐败及国民性的卑劣（这给当时欧洲的“中国热”浇了一盆冷水，对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中国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虽然如此，中国的丝绸、瓷器、建筑风格、园林艺术，以及制度、民俗、宗教、性格等，都开始持续引起西方人的注意—他们大都只是“希望到中国游历”，但也开始出现有目的地来到中国的有心人，如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他在广东各地考察10年，并写出了《论中国人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生活用具》（A Treatise on Buildings，Furnitures，Costumes，Machines and Utensils of the Chinese People）和《论东方园林》（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s）两书。1757－1762之间，他还设计了皇家园林“Kew Garden”，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最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的园林。此后，就等到了英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即马戛尔尼使团并不成功的访华。

不论怎么说，富有园林精神的英国人来到中国，好像更容易找到一个最简洁的进入东方文明的入口，也比别的民族更容易进入中国文明的“实质”，所谓“实质”，正可以分解为“实物”和“质地”。

由家具、生活用具而至建筑及园林，正可以看作是中国文明的“入口”，而在进入中国文明长长的甬道时，很有可能，正是作为一种语言的木头本身起到了巨大的中介作用。比较起石头建筑的坚硬、沉重、刚烈、整饬来，木头建筑及园林质地熟软，自然、朴素、亲切、友好，更富有天然的生命情调和人情味。中西建筑虽然同样经历了木质结构时期，但西方很快开始转向石材，这顺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欧美人对东方文明的隔膜—他们一直住在被称为“石头的史书”的建筑里，他们的原始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巫术意义上的“恋石”—他们的建筑风格也因此而与东方产生了巨大的审美分野，从希腊、罗马时代奠定的古典柱式建筑系统，经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古典主义、直至十九世纪的复古思潮，一脉相承的柱式整套规则，由初创到纯熟地运用几何、数学的理性分析，上升为理论著述，他们在数的和谐、恰当的比例、尺度、视觉偏差的校正、尊严性、纪念性的表达等方面都为世人所瞩目，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为追求艺术而忽视了功能，强调理性而抹杀了人性等问题。

这是利用“实物”得出的简单差异，再进一步，如果说西方人使用石头“工具”并使之理性化、制度化，那么，中国人则从文化到个人，都可以说已深深地楔入了一种叫“木性”的东西，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

相传，在中国的东汉时期，河内（今河南黄河北）人丁兰因幼年父母双亡，常常思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于是用木头刻成双亲的雕像，事之如生，每日三餐敬过双亲后自己方才食用，出门前一定禀告，回家后一定面见，时间既久，其妻对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针去刺木像的手指，木像的手指顿时就有血流了出来。丁兰回家后，如往日一样准备面见木像，忽见木像眼中垂泪，问明实情，大为盛怒，顿时就将妻子休了。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木头故事，实际上，中国人是不会怀疑这个虚假故事的真实感情的。我要强调的是，生活在木头的包围之中，你必须用木头这个“工具”来理解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

如果要用一块小小的木头和数字来搭配出一个故事，我会这样讲：古希腊人最初就是用一块小木头制成了一弦琴，带着“一切皆数”的哲学精神，然后就在上边反复地实验，然后找到了构成音乐的一切元素。而在遥远的中国，《庄子•天下篇》则定下了另一种基调：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