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中的食器、酒器和乐器，在商周时代并不是一般的日用器具，而是用于祭祀的祭器，以及各种礼仪活动的礼器，这些礼器或又叫重器或神器，象征身份及权力，乃至象征国家王权。

诸侯的等级和等级制度，在青铜器的使用种类及数量上充分体现出来，权力规格等同于礼器的规格，所以，礼器的来由正在于此。礼就是用来规范等级的。

夏朝建立之前，传说禹用各地贡金（铜）铸九鼎以象征九州，九鼎遂成为象征国家、王权的礼器，为天子所有。历代追逐王权者总以拥有九鼎来标榜其正统地位。夏灭后，鼎迁于商，周灭商，周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今洛阳），春秋时期，楚庄王陈兵洛邑，向王孙满探问九鼎之大小轻重，意在窥视王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传说到了战国晚期，秦又取了周的九鼎，其中一鼎飞入泗水之中，其余八鼎入秦。这个九鼎的传奇故事，说明了九鼎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由于鼎是国家政权的神圣象征，所以一般是不能随便过问的。这种重器、神器的转移，就意味着权力的转移。此后商代、西周分封诸侯，国君也将青铜重器作为权力的象征赐给他们，诸侯又铸重器赐给他的下属，这就是所谓“分器”。诸侯、卿大夫等在得到重大赏赐或立有战功时，也有自铸器的，并以铭文写明此器的意义和源由，成为主人的身份证和荣誉勋章。这些重器，意味着身份、地位和权力。所以，保住或夺取这些重器，或用这种重器去贿赂一些豪强，重器的转来移去，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交易场景。

夏朝时，礼器以酒器为主。在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往往爵、盉伴出，或以觚、爵、盉为核心，这种觚、爵、盉的组合，正是后来商、西周早期礼器的基本组合，说明这两种酒器是夏代礼器的核心，商、周礼制的器物组合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二里头墓葬中还出土有玉钺，石钺。钺本为兵器，西周时期的虢季子伯盘铭文说：“赐用钺，用征蛮方”。玉质的钺，不可能是实用的器具，只能是象征王权和军权的礼兵器。二里头发现的礼器中以酒器居多，文献上也记载历代夏王好酒无度，如《墨子•非乐上》说“启乃淫溢康乐，……湛浊于酒，渝食于野。”《大戴礼记•少闻》也说“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 于乐”。

商朝的礼器仍以酒器为主，以觚爵为核心，觚爵的数目还成为区分贵族等级的标志，如殷墟妇好墓中酒器占青铜礼器的74%，其中觚53件，爵40件。河南罗山天湖晚期墓地是息国诸侯墓地，觚爵的数目有1套，2套，3套和5套之别。

同时，晚商时期，首都的平民墓葬中随葬礼器也比例大增，但主要是陶礼器，也是以觚、爵为核心，显示出礼器所代表的商礼已为首都平民阶层所认同。如殷墟西区墓地，1969-1977年发掘的939座平民墓中，出土觚爵等礼器的有508座。但在首都以外的地区，平民墓葬多随葬鬲、簋、罐等炊食器具，酒器很少，如罗山天湖晚商平民墓葬就是这样，说明商礼对外地的影响相对较弱。

西周时代，特别是周公摄政后，为了巩固王朝政权制礼作乐，制定了更为具体的礼乐制度。

西周礼器以鼎为主，这与夏商以酒器为主明显不同。而且西周用鼎常常都是成组使用，号称“列鼎”，《公羊传•桓公二年下》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这是对用鼎数目的规定。鼎还和簋配合使用，鼎是用来盛肉的，配奇数，簋是用来盛饭的，配偶数，每一等级配制中，簋比鼎的数目少一个，如天子为九鼎八簋，诸侯为七鼎六簋，卿大夫为五鼎四簋等。此外，豆也是很重要的礼器，据《礼记•礼器》载，“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其他器具如盘、壶等的数目也有相应的规定。

列鼎而食时，鼎里盛肉的顺序也有规矩，按《仪礼•聘礼》及《公食大夫》记载，九鼎所盛肉食依次为牛肉、羊肉、豕（猪肉）、鱼肉、腊（干肉）、肠胃、肤、鲜鱼、鲜腊，称之为“太牢”，为天子所用。七鼎所盛，是去掉末尾的鲜鱼和鲜腊，亦属于“太牢”，为诸侯所用。五鼎比七鼎所盛食物少一头一尾，即牛肉和肤，称为“少牢”，主要是下大夫所用，在某些情况下，上大夫和士也有用五鼎。三鼎则是盛豕或豚鱼、腊，或羊、豕、鱼，称为“牲”，士在特定场合中用。一鼎盛豚，即小猪肉，为士在一般场合下用，称为“特”。

此外又有羞鼎（陪鼎），羞鼎用来盛牛、羊、豕肉加菜并用芡调和的有滋味的羹。如陕西长安普渡村西周穆王时期 墓出土牲三鼎及羞一鼎，同时还有簋二件。三门峡虢国墓地中，其中一个墓随葬中有7鼎6簋，是目前为止西周时期最高级别的墓葬之一，正与文献所言诸侯的礼器配制相吻合。这些都是西周列鼎制度的最好佐证。礼器的规格实质就是权力的规格，它体现的正是一种严格的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

孔子曾对商礼和周礼做过比较，对西周典章制度大加赞赏，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后来周王室衰落，礼崩乐坏，孔子仍念念不忘“克己复礼”，他渴望复的礼就是“周礼”，他创立的儒家学说的许多内容也是根据周礼加以改造和扩充发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