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鸟双尾虎，商代，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江西博物馆藏。

青铜器的纹饰，在夏商周三代具有各自的特点，其演变历程与其社会发展有相当大的关系。

夏代的青铜器以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为代表，其中的铜爵、铜 、铜盉多为素面器，其中一件铜牌饰，用绿松石镶嵌，勾勒出兽面纹形象，比较抽象，眼睛突出，但整体看起来并不狰狞可怖。该纹饰有一条并不存在的中轴线，纹饰以此线为轴，两边严格对称，并注意了线条布局的疏密、上下比例，曲线的弧度也非常优美和谐，从中可以看出古人的抽象思维和艺术造型能力已相当发达。

同时代的夏家店文化，出土有一些彩陶，上面饰有勾连变形的S纹和弧线纹，其纹线勾勒近似变形的兽面纹，但其构图自由活泼。

商代早期，巫卜盛行，礼制成形，青铜器上的装饰开始趋向于精致，饕餮纹成为最常见的主题纹饰，其他还有连珠纹、云雷纹、弦纹。

晚商时期，青铜器造型变得精致，出现了一些动物或兽首、人面造型的青铜器，几何体造型也更讲究，与此相适应，纹饰方面也变得繁缛，普遍地出现地纹，即主体纹饰的空白处再饰以其他纹饰做陪衬，一般多以云雷纹为地纹，纹饰有了层次。这时期的主题纹饰仍是饕餮纹饰，最重要的是，纹线在变粗变宽，而且加厚，显得很重很沉，加强了器型的凝重感，似乎是器身上长出了厚厚的硬皮。商代同期的南方湖南、西南四川、北方的晋陕蒙高原都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明，其青铜器造型和纹饰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但同时又有一些铜器显示它们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之间有一些联系。如三星堆人体人面雕像十分独特罕见，但其铜尊、铜 的造型，兽面纹等主体纹饰，又与安阳殷墟的中原文化同类器物非常相似。

西周时期，饕餮纹饰已大为减少，而且也已趋向于简化，渐渐失去神秘意味，凤鸟纹和变形夔纹则大为盛行。新的纹饰品种也出现了。西周总的纹饰风格趋向简约朴实，结构上打破风行几百年的兽面纹对称构图，代之以较自由的连续结构，布局上留有空白，主纹做成连续的环带，装饰在显要部位，而不是布满全身。如鼎上有时只有几圈简朴的弦纹，间或于中央加饰一个凸出的兽头，或是在窄条形的花纹带里，使用已简化分解的兽面纹或夔纹。

东周时期，诸侯并起，列强争霸，人性高涨，神性更趋衰落，青铜纹饰的内容不再是神物，而以现世生活的写实场面为题材，如采桑、宴乐、射礼、水陆攻战等。这些图案的构图手法古拙，采用正侧面的构图，平推布置，形成类似剪影的效果。如采桑图，只能将前面位置的事物处理成上下构图，前面的画下层，后面的在上，于是在树前面采摘的人画在下面，桑树在他头顶之上，看起来桑树似乎在空中悬着，而人伸出的双手不是在采桑而是在托树一般。

战国中期盛行云气纹，则与新兴的升仙思想有关。新的装饰工艺技术的出现，纹饰和图案也更富于表现力，而且内容变得更为宽广，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几何纹、动物、人物，而以场景为表现中心。如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镶嵌水陆攻战图像的青铜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采桑纹铜壶，都以场面为主。至此，青铜艺术终于摆脱神灵的荫蔽，跨出宗教的门槛，成为现实的人的艺术。秦汉以后的青铜器已绝少礼器，而大多是与生活有关的实用器具，渐渐地也就少了纹饰。如国宝级的秦陵二号铜马车，代表了古代青铜器制造的最高水平，号称“青铜之冠”，但也很少纹饰。青铜器就这样开始走向没落，越来越仅限于铸币和制作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