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与中国的视角

一、引言

和平与安全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项公认的集体人权， 是人类在和平和安全的状态下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平与安全权本身是一项基本人权，同时，它又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人类所享有的和平与安全权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各式各样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在1928年非战公约禁止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以前，由于战争是合法的和不加禁止的，和平与安全权的形成和实现便缺乏历史前提。但是，非战公约只禁止战争，并不禁止使用武力，因此，人类对和平与安全的长久期盼并没有得到制度保证。20世纪初叶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曾尝试将人类所享有的和平与安全权纳入集体安全体制的范围， 但是，由于国际联盟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这一有益尝试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夭折。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战争的废墟上，世人痛定思痛，深感一国政府不足以保护人权，尤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和平与安全，只有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有效遏制世界战争的恶魔。 在战后的政治辩论中，人权尤其是和平与安全权压倒一切，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大的政治组织联合国应运而生。联合国建立的集体安全制度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人类制造的武器足以使自身毁于一旦的历史条件下，给人类带来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与安全。然而，随着传统安全因素的加剧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现，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主张为国际社会赢得这些挑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准备，中国正以其智慧和行动引领人类社会走进和谐世界。作为一项集体人权，尽管和平与安全权的促进和保护有赖于各国的努力，但在国际社会联系日益紧密和全球化不断提速的历史条件下，联合国所建立的集体安全制度是促进和保护这一集体权利的主体和核心。本文拟从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所面临的挑战和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观对应对这些挑战的作用的视角讨论和平与安全权实现的现实困境和出路。

二、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及其面临的挑战

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建立于《联合国宪章》一系列规定之上，这些规定根据其内容和性质可分为核心条款、外围条款和过渡条款。 这一制度以维护人类所享有的和平与安全权、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为宗旨，以国家主权平等和大国一致为支柱，以安理会为核心，以联合国采取的梯度办法为主体，并辅之于区域性办法。尽管联合国在建立集体安全网络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失误，也有过被个别或少数国家操作和利用的时候，但总的看来，这一集体安全制度克服了联合国的前身即国际联盟在集体安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这一制度正面临着来自传统和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的严峻挑战。

第一，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首要目标是制止战争和减少武装冲突，维护传统安全。但是，这一目标远没有实现，在20世纪里，与联合国成立前的45年相比，联合国成立后的55年里，战争和武装冲突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一般认为，传统安全主要指一些传统意义上的高政治安全问题，如国防问题、领土纠纷、主权问题、国家之间的军事态势等。这些问题事关民族、国家与政权的生死存亡，因而向来被认为是安全中的核心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战争已达15000余次，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杀戮了35亿人。20世纪前45年，共发生各类武装冲突与战争69次，年均约1.5次。 1945年二战结束后到1989年冷战结束的44年之间，世界上共发生各类武装冲突与局部战争182起，年均约4起。 1990年至2000年的11年中，共有发生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与局部战争达397场次， 年均约36场次，新发生的共有122场，年均约11场，不管是年均拥有的场次，还是年均新发生的场次，均大大超过了两极格局时期的程度。联合国成立以后，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增加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尤其是两极格局解体后武装冲突与局部战争数量增加，主要是西方大国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两极格局解体后，过去被掩盖的一些国与国或一国内部的民族、宗教、领土、社会等矛盾的急剧暴露和激化，还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些国家内部各种利益关系趋于紧张，造成了剧烈的震荡， 但是，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设计不尽完善和运行不畅不力也是重要原因。

第二，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受到挑战。近年，非传统安全问题凸现。一般而言，非传统安全是指传统安全问题之外的其他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一般被界定为所谓低政治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恐怖主义、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走私、跨国犯罪、SARS或AIDS等疾病传播等。 就经济安全带来的挑战而言，随着真正的全球经济网络的建立，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态势得到进一步加强。经济网络在全球层面上的脆弱性使得一国境内的突发经济危机具备了快速蔓延能力，而且破坏力巨大，这从上个世纪末的两次大的经济危机可以看出来，亚洲和阿根廷至今没有从当年一夜之间席卷而来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中恢复，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和国际信誉的丢失给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伤害。就恐怖主义带来的挑战而言，尽管恐怖主义在这个世界上已存在了2000多年，但是直到“9•11”事件的发生，它才第一次对国家间政治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并成为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的首要安全威胁。作为对“9•11”事件的反应，美国一再使用其传统安全手段对付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但是这样一种传统的解决之道并没有让美国人民真正感觉到安全，相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袭击美军和西方人员的事件层出不穷，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就环境污染而言，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互联网技术等为核心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得到前所未有的行为能力的同时，对自然的破坏也达到惊人的程度。人与自然的矛盾空前紧张，人口压力，资源贫乏，疾病和瘟疫等等因此得以不断显现，如何防止这一形势的继续恶化，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有着与传统安全问题不同的特征。传统安全问题中的行为主体和来源一般都是来自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纷争，主要是国家和政府行为的结果，因而是典型的国际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行为主体和渊源则更具多样性，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都不是国家行为直接造成的，而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活动的结果。例如，与环境、人口、毒品、艾滋病和恐怖主义等有关的安全威胁，多是由许多个人和社会群体的行为所导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国家意志的结果，而是违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因此，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更强的社会性、跨国性和全球性，它们给国际安全合作带来许多新的因素，对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现存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是以国家主权和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石的，也是围绕着国家和国家间的行为设计的，这一制度的作用和联系主要传导至国家，难以传导到非政府组织、社区和个人。因此，现存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时职能不足、作用有限。如何扩大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的职权和充分发挥其在消除非传统安全因素是联合国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

第三，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国际关系现实中的前提性缺失。“集体安全是国际社会设想的以集体力量威慑和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的办法来保护每一个国家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体系。”“‘一国为大家，大家为一国’（Oneforall，andallforone）是集体安全的口号。” 联合国裁军事务部在其撰写的《安全的概念》报告中指出，集体安全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国家有法律义务为国际和平和安全提供全球性承诺；它通过国际法治的制度化来增进所有国家的安全；集体安全意味着安全是不可分的，它采用集体的方法为国家利益和主权提供保护，以增进国际安全。 与传统的势力均衡所维护联盟安全相比，联合国建立的集体安全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其不同点如下表：

从上述比较不难发现，集体安全作为一种内向型的安全模式，要求当内部某一成员对另一成员进行侵略或使用武力时，其他所有成员应以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予以反击以维护或恢复和平。那么，集体安全制度便暗含着两个前提，一是各成员国应确保非为公共利益并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框架下不得使用武力或威胁，二是当某一或某些成员国非法使用武力或威胁时，联合国能够提供较侵略的力量为大的力量来制止这种侵略。但是，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两个前提在一定的时期均呈阙如状态。从波斯里亚危机到“先发制人”，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都证明了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定前提性缺失的存在。

第四，《联合国宪章》有关集体安全制度的部分条款均长期处于“停摆”，影响了这一制度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效率。《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七条规定了联合国在采取军事行动维持或恢复和平方面所需军队的来源和组织与指挥问题，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联合国各会员国为求对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有所贡献起见，担任于安全理事会发令时，并依特别协定，供给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必需之军队、协助及便利，包括过境权。”第四十七条规定：“一、兹设立军事参谋团，以便于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军事需要问题，对于受该会所支配军队之使用及统率问题，对于军需之管制及可能之军缩问题，向该会贡献意见并予以协助。二、军事参谋团应由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之参谋总长或其代表组织之。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在该团未有常任代表时者，如于该团责任之履行在效率上必需该国参加工作时，应由该团邀请参加。”第四十六条规定：“武力使用之计划应由安全理事会以军事参谋团之协助决定之。”第四十五条规定：“为使联合国能采取紧急军事办法起见，会员国应将其本国空军部队为国际共同执行行动随时供给调谴。此部队之实力与准备之程度，及其共同行动之计划，应由安全理事会以军事参谋团之协助，在第四十三条所指之特别协定范围内决定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联合国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交给了安理会，并且赋予安理会采取行动的权力。为了保证安理会行动的有效性，根据《联合国宪章》的上述规定，安理会应组建由其常任理事会参谋总长或其代表组成的参谋团，联合国的各成员国应提供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的军队，尤其是各成员国的空军部队应随时听任调谴。应该说《联合国宪章》对安理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职责、行动权和行动效率的保障设计上是相当理想的，可以想象，如果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参谋总长能够组成参谋团，联合国各会员国的军队特别是空军能够随时听候安理会在参谋团的协助下的调谴，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使用武力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都是能够得到安理会的控制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应由五大国参谋总长组成的安理会参谋团从来就没有组成过，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军队从来就没有听任安理会调配，更不用说各国的空军部队随时听候调遣了，这些关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条款的长期“停摆”不能不说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和平与安全权没有得到应有维护的重要原因。 是《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过于理性化，还是宪章通过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问题亟待国际社会给予回答。

第五，联合国会员国对集体安全制度信心不足使和平与安全权的维护受到消极影响。最近美国有关方面出台了一份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等已经临近破产；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履行“民主同盟”所界定的义务的时候，国际干预，甚至是武力干预，就有了合法性。 这项研究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组织，因此被称之为“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Project)。该研究计划横跨民主、共和两党，由里根总统时代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克林顿总统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尼•雷克担任共同主席。这一研究计划历时两年多，有四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由于既跨两党，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该报告一经发表便引起了美国和欧洲各方面的关注。报告撰写人希望该报告的重要性能与凯南的“X文件”相比。

该报告指出，与冷战时期不同，美国今天不再面临像往日苏联共产主义那样的单一外在威胁，其所面临的是一系列的威胁，包括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流行病、亚洲的崛起、中东和能源危机等等，并且这些威胁根源不同，主体不同。冷战时期针对单一“敌人”的“围堵战略”不再有效。如何能够同时应付所有这些威胁，成为美国在新世纪的安全战略目标。该报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等已经临近破产，失去应付这些威胁的能力。因此，必须对所有这些组织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使得它们能够适应当代的需要。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上，该报告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加以重组，应当把其他一些大国包括在内，如印度、巴西和日本。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也应当得以修正，在那些要求采取行动的事宜上，这种否决权应当取消；而在那些只具有宣言性质的议案上，否决权仍可保留。该报告认为，要改革现存国际组织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一些大国都会强烈反对以保持自己的否决权。因此，该报告建议，如果联合国改革不能进行，而联合国又变得越来越不相关（主要是与美国的相关性），那么就干脆用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取代联合国。这个新的组织就是“民主同盟”(ConcertofDemocracies)。“民主同盟”也可先被用来对联合国的改革施加压力，但如果联合国在压力之下仍然改革不了，那么就取而代之。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民主同盟”，但必须以遵守同盟的协议为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不会对同盟内的另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定期举行自由公平的多党选举、建立 独立的司法机构来保证公民人权等等。同盟要求各成员国政府有义务保证其公民免遭各种灾难，包括种族屠杀和人为饥荒。当这些政府未能这样做时，“民主同盟”就有义务干预。

在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建立之初，美国曾是该制度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它对该制度的信心明确体现在1945年12月28日的一份政策文件中：“美国的政策是全心全意地支持联合国”，并确保安理会就组建联合国军事力量制定计划和进行谈判。但是，时过境迁，美国最初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美国上述“普林斯顿计划”和其自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运作以来的表现来看，它已将这一制度工具化。美国在上述“普林斯顿计划”提出的对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方案，无异于对这一制度推倒重来，它不但对《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和原则提出挑战， 而且，它将根本改变现存集体安全制度的结构和运行的方法。

三、和谐世界的建构与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完善

在和平与安全权正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日益严重的威胁和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不确定性因素不断扩大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观。 就和平与安全权的实现而言，和谐世界观的基本观点是，联合国建立的集体安全制度是当今世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性制度，这一制度是符合国际社会的意愿和利益的，也是基本有效的。在现阶段，国际社会不应该改变这一制度的基本结构，更不应该否定乃至抛弃这一制度，而应该为加强和完善这一制度贡献智慧和力量。按照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观，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树立新安全观。新安全观是一个集主权安全、综合安全、发展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为一体的完整的安全体系。新安全观是和谐世界观的出发点，它为构建和谐世界指明了基本路径；和谐世界观是新安全观的落脚点，构建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倡导新安全观的根本目的。 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因此，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国际社会的成员应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以主权安全为基础的，这与“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观有本质的不同。这一学派对安全研究中的国家主体地位提出了质疑，主张以“人的安全”、“社会安全”或其他主体的安全作为安全分析的单位。

第二，加强联合国维护集体安全领域的核心作用。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和原则，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得到切实遵循。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体现了成员国的利益和要求，是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准则和道德基础。只有这些宗旨和原则得到切实施行，国际和平和安全才有保证，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建立。

第三，维护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集体安全方面的权威地位。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专门机构，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权威必须得到切实维护。

第四，鼓励和支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际社会应该鼓励和支持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共同反对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径，反对强行干涉一国内政，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反恐合作，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消除根源，坚决打击恐怖主义。

第六，努力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积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第七，积极稳妥推进联合国改革。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各项宗旨和原则，符合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符合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本质要求，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应该通过合理、必要的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增强联合国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能力。联合国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可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推动改革尽可能多出成果。改革应该重点推动联合国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增进广大会员国团结。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要通过改革安理会，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安理会决策。改革涉及各国利益，应该充分协商，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建立和谐世界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早在18世纪，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先生就发表了《全世界和谐》，他将其构想的理想制度称为“和谐制度”。与此同时，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先生则在英国和美国进行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实验，他将在美国的实验公社就命名为“新和谐”。但是，由于欧洲陷入了内部革命与争夺欧洲霸权和海外殖民地的长期混战中，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倡导的和谐制度并没有实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上诞生的联合国建立了集体安全制定，使人类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免受世界大战之苦，但是，这一制度受到愈来愈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来自单边主义的挑战。是继续努力建设多极世界中和平与安全还是抛开联合国构建单边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和平与安全，这一问题已经不可回避地摆在国际社会的面前，2005年联合国围绕其改革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增选所展开的外交角逐已将这一问题暴露无遗。在单边主义甚嚣尘上，联合国建立的集体安全制度受到严峻挑战和严重冲击之时，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主张，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英国《经济学家》等国外主流媒体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通过挖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中国所主张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有别于西方的价值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从长远来看，“和谐世界”这一主题的提出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将产生深远影响。《印度教徒报》在一篇题为《从“恐华症”到“中国热”》的文章中，赞扬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和多元外交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的朋友，“中国成功地消除了人们的惧怕心理”。美国《新闻周刊》还以孔子像作为封面，指明中国正在向世界推介“和合”思想。

四、中国创建和谐世界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权的方面现实目标和行动

首先，中国致力于构建大国间的和平与安全。大国间的和平与安全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中国与世界核大国兼能源大国俄罗斯有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近年，在俄中两国共同努力下，两国的边界已经划定，长期困扰两国的边界问题已全面解决。2006年3月，普京总统6年来第4次访问中国，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俄联合军演、互办国家年将两国和平与安全关系推向历史最高水平。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领导人互访密集，双方部长级会议、副部长级会议已机制化。2006年7月，欧洲议会议长博雷利访华时指出，中国和欧洲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比想象中的要广泛，“我完全赞同积极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中美双方不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共同肩负全球责任成为共识。2006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就任国家主席后对美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现中美高层会晤频繁，战略对话定期举行，军事互访也已恢复。“中国龙”和“印度象”是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在竞争中共同发展。近年，中印不但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且，在解决边界划界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其次，中国致力于构建亚太区域和周边的和平与安全。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和邻国最多的国家。中国周边国家达29个，直接接壤的国家达14个，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中国已与所有周边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其中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为“全天候”的友好关系。中国已与12个邻国签订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边界20,222公里，约占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92％。 近年，中国与印度和不丹在解决边界遗留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自1979以来，中国的对外关系由自主型（independence）模式转化为相互依赖型（interdependence）模式，对周边国家特别是邻国实现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邻国的互信，近20年来，中国与邻国保持和平状态。同时，中国提倡开放的地区主义，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亚洲博鳌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会议机制、中韩日合作、东亚合作论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桥梁，积极推动和参与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防治禽流感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地区合作与合作机制的建设，努力建设和平稳定的亚太关系。

再其次，中国致力于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重要一员，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友好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近年来，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并与阿拉伯国家、非洲、太平洋岛国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建立合作论坛，与安第斯共同体建立了磋商与合作机制。

复其次，中国积极倡导并参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中国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在科索沃、伊拉克、黎以冲突等重大地区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反映了中国在使用武力问题上的严肃、审慎态度。近年，中国积极斡旋朝核问题，促成六方会谈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积极斡旋黎以冲突问题，与国际社会一道促成黎以尽快停火；推动伊核问题早日和平解决，与各方共同努力，寻求妥协方案。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也主张通过谈判解决有关争议。2001年，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显示出中国与有关国家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问题，开展南海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稳定的政治共识。 另外，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是目前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

再复其次，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行动。中国相继加入并切实履行有关国际军控条约，积极参加国际军控和裁军领域的各项重大活动，积极参与联合国和有关国际机构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和谈判，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主张，努力推进国际军控与裁军的进程。在1964年第一次核实验后，中国政府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中国是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并从1996年7月宣布暂停核试验。中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原始缔约国，根据公约的规定和自身情况，中国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履约机制，并按时完整地提交了初始宣布和各类年度报告。截止2005年6月，中国接受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95次现场核查，核查结果表明，中国严格履行了公约义务。中国加入了《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和《地雷议定书》，并签署了《枪支议定书》，同时，中国认真落实联合国轻、小武器《行动纲领》，及时向联合国提交“识别和追查非法轻、小武器”国家报告。在裁军方面，1985年中国宣布裁军100万，到1987年，我军总员额由423.8万减少到323.5万，至1990年，我军总员额减至319.9万。此后，我军规模进一步缩小。1997年，中国宣布在三年内裁军50万，2003年中国再次宣布在两年内裁军20万，目前，我军总员额降至230万。在短时间内，中国 单方面裁军行动范围之广、裁减幅度之大为国际军控与裁军史所少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军控和裁军事业的坚定信念和爱和平、求发展的真诚愿望。

最后，中国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认真履行条约义务，努力维护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和安理会的权威。迄今为止，中国已参加了近300个国际条约，130多个国际组织。中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主张循序渐进，充分协商，努力寻求最广泛一致，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成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中国主张，世界各国应在《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始终主张，各国内部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理应享有平等参与权和决策权。各国应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之上。国际社会应反对单边主义，提倡和推进多边主义，更好地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坚持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努力扩大利益的交汇点，在沟通中增强了解，在了解中加强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五、中国创建和谐世界在维护和平与安全领域面临的现实挑战

中国提出和谐世界观来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及单边主义对和平与安全权的威胁和挑战，并采取多方位行动来启动和推进和谐世界的建构，但是，由于和谐世界的建设远较中国国内和谐社会建设更位复杂和更位困难，这一系统工程面临者如下挑战：

第一，单边主义对和谐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危害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具有超强实力。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提出了美国对外政策指导原则的四个核心观念：一是安全的多重性，把经济安全提到与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二是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并使军事力量与外交紧密配合；三是对外政策要积极应对新威胁、新挑战；四是国外发生的事件与美国人民息息相关。“9•11”事件以后，布什政府又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是在其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下完成的。 美国已经明确提出它的战略目标有两个：一是美国必须发挥在全世界的“领导作用”，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二是美国必须确保在21世纪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美国的行为方式因此具有强烈的霸权主义色彩。 对于不顺从的国家，美国轻则实施制裁，重则武力打击；对于联合国，如果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固然好，如果不能，则不惜绕开联合国；美国对盟友同样如此，对盟友的不同意见置之不理，且不再拘泥于传统结盟关系，而是按具体事务的不同组建不同的“志愿者联盟”。据统计，从1990年至1999年，美国对外军事干预达56次，年用兵频率比冷战时期高出约1倍。最近7年先后发生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大规模战争，都由美国发起或主导。美国在先发制人战略指导下的单边主义行为，冲击着集体安全机制，构成了对多边主义的严重挑战，“9•11”之后，美国在坚持反恐战争的同时，还加紧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所谓“民主计划”，在中东和中亚一些国家引发政局动荡。事实证明，美国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做法，不但无助于当事国的稳定与发展，反而导致了一批类似于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等对美强硬势力的崛起。尽管有学者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美国的经济衰退、直接对伊拉克动武激起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伊拉克战争后大国关系出现了新的调整和组合及自身复杂形势的影响等将使其单边主义只能衰弱，不能增强， 但是，在现阶段，单边主义仍然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和美国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的范围内，中国如何与其他成员一道遏制单边主义特别是如何将单边主义导入或转化为多边主义，这考验着中国的能力和智慧。

第二，恐怖主义和极端思维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继续猖獗，恐怖袭击范围扩大、方式多样化，恐怖组织扩大化、高科技化、组织严密化，成为最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据统计，2000年共发生国际恐怖主义活动423起，死亡1196人。2005年共发生国际恐怖主义活动11000起，为2000年的26倍；死亡8300人，约为2000年的7倍。另外，对于如何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国家和组织存在各种极端思维，这种思维重对抗轻协商，坚持以暴易暴，通过极端手段解决问题。美国反恐是如此，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和真主党是如此，遍布全球、诉求各异的各种极端组织也是如此。这种思维的存在，也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埋下隐患。另外，近年，中国面临“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困扰和威胁，如何完善国内保护措施和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及其观察员合作打击和防范“三股势力”对国内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也是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

第三，大规模传染性、流行性疾病等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大规模传染性、流行性疾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和健康。2006年9月，尼日利亚博尔洛州爆发霍乱，至少80多人死亡，1500人感染。 据悉，霍乱每年使至少100万非洲人丧命。中国2005年霍乱报告发病率较2004年上升298％，在浙江、福建、上海和香港等地均出现霍乱。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截至2005年底，全球约有3860万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女性达1750万，15岁以下的儿童230万。统计发现，200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毒感染者410万，另有80万人死于艾滋病。中国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截至2005年9月，中国内地累计报告艾滋病毒感染者135630例，其中艾滋病患者31143例，累计死亡7773例。专家估计，中国现存艾滋病毒感染者约84万，其中艾滋病人约8万。 中国人对于2003年春发生的SARS仍记忆忧新。这场本世纪发生的第一场全球性传染病席卷了世界30多个国家，患者超过8500人，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349名中国人的生命。

中国和世界不但面临着上述大规模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的威胁，而且，面临着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人口老年化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迫使各国政府拿出相当数量的资源加以应对，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好上述问题便意味着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经济发展放缓导致经济发展不足又会引发更多更大的社会问题。因此，如何解决好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是对中国构建和谐世界提出的又一个挑战。

第四，领土争端和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容易引发地区热点和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

世界上仍有部分国家的边界未定，中国也存在边界划界问题。除了与越南和印度的陆地边界尚未划定外，中国在黄海和东海海域与日本、韩国和朝鲜的大陆架尚未划定，在南海，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南海诸国也未就南海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达成一致。陆上和海上的边界未定，容易引起领土争端，甚至引发地区冲突。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被摧毁，但是，西方宗主国在撤出殖民地的同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边界划分问题上遗留矛盾，而边界问题又与殖民地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给世界和平埋下了诸多隐患。现存世界主要热点问题—巴以问题、库尔德人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印尼亚齐问题，以及一些曾经的热点，如安哥拉问题、东帝汶问题，无不与殖民主义遗留问题有关。 目前，虽然一些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已经降温，但如果当事方处理不当，随时会重新成为热点，引发新的冲突。另外，中国也存在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即台湾问题。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促成边界问题和有关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在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全球化使世界进入矛盾高发期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世界进入贸易摩擦高发期，原来位于全球化高端并受益匪浅的发达国家开始出现抵制全球化的迹象。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以及阿联酋企业收购美国港口均遭失败就是典型例子；欧洲也出现了保护主义的苗头，法国公开提倡经济爱国主义。在世界贸易中表现出色的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迁移在发达国家产生移民问题。虽然移民解决了发达国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以及发达国家政府采取的限制甚至歧视政策，使移民很难融入本土社会，一个偶然事件或政府政策不当都可能引发大范围族群冲突和社会骚乱。去年法国两名少年触电身亡后引发全国性骚乱，以及今年美国爆发大规模游行抗议美国出台新移民法案就是如此。全球化在加强不同文明之间接触和交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文明之间的摩擦甚至冲突。近年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欧洲国家媒体重复刊载丑化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引发强烈抗议风潮，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冲突事件。

第六，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任重而道远

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观或理念要在国际社会深入人心并落实为各国的行动，离不开联合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平台。但是，联合国这一政治平台在运行60年以来，逐渐暴露出需要改革的问题。就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方面而言，联合国现存机制存在着效率较低、民主性不强和资源有限等方面的弊端。国际安全问题非常复杂，它不但具有国际性和规模性，而且往往具有流动性、继起性和突发性，这就要求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在应对安全问题时具备较高的效率。但是，现存的联合国的工作机制和议事制度往往在重大的安全问题上久议不决，行动缓慢，导致丧失处理有关安全问题的最佳时机。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的民主性有待提高。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应该扩大，但在增加安理会的理事国时应该考虑到地域的公平分配，尤其要考虑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入会问题。在2005年召开的第59届联大前后，国际社会围绕“争常”展开的行动可谓惊心动魄，这一行动表明，联合国在提高民主性方面的改革工作不会一帆风顺，改革如果不能循序渐进，很容易造成国际社会新的分裂和不安。由于部分成员国拖欠会费和自身造血功能不强，联合国在资金和资源使用上捉襟见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在2006年2月28日联大上发言指出，联合国应对维护行动的模式、理论进行总结、提高和创新，维和部队应对维护行动进行系统对比和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和需要提出改进建议，包括优化特派团组织结构，改进指挥体系，科学界定任务范围，有效管理财政资源，加强快速军事部署能力等，以切实提高维和行动的效率和效能。同时，张义山副代表指出，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应从维护全球和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战略高度出发，本着政治诚意，向维和行动及其改革提供及时和充分的政治、资金和人员支持。

六，结语

和平和安全权是一项不可剥夺和正在发展中的集体人权，和平和安全是这项权利的两个方面，和平是目的，安全是和平的体现，也是实现和平的途径。充分和真实地享有和平与安全权是人类发展繁荣的前提，没有一个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由于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在当今世界里，战争阴霾不散，武装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流行性和传染性疾病等层出不穷。世界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测因素增加，和平与安全权时刻受到威胁。联合国是国际多边机制的核心，是实践多边主义的重要舞台。联合国建立的集体安全体制使人类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免遭世界大战的浩劫。在世界不安全因素日益增加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以构建和谐世界来确保各国人民享有的和平与安全权不但不能消弱联合国的作用，反而应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国际社会应该在联合国及其现存集体安全制度的框架下，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世界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积极推动对联合国的改革，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以提高联合国及其集体安全制度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能力。构建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和践行中国提出的新的安全观，需要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和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中国作为和谐世界和新安全观的倡导者更应找准与世界各国价值观的共鸣点，夯实建设国内和谐社会这一立足点，不断拓展与世界各国利益的结合点，以合作谋和平，以和平求发展，以发展促安全，一如既往地为和谐世界的建构和新安全观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可以预言，随着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在国际社会日益深入人心，世界各国人民将越来越珍视和平与安全权；随着和谐世界的创立不断向前推进，和平与安全权这一集体人权将得到进一步的促进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