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是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和平，连人的生命和生存权都没有保障，又如何谈人权的保障和人权事业的发展？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98年3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了人的和平权利宣言草案专家磋商会。我有幸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从会上我深深地为世界许多国家对和平发展的渴望和对和平权利的珍视所感动。只是由于部分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反对，会议最终未能就宣言达成一致意见。1998年以来的8年，世界战乱不断、剧烈动荡的局势进一步说明，和平发展对于各国人民的福祉和国际人权事业是多么的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世界宣告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乃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庄严承诺。

但是，中国的善良愿望并不被所有人所理解。且不说那些故意散布“中国威胁”论者，即使一些并无恶意的朋友，也会不时发出怀疑的声音。2006年4月号美国《当代史》杂志上刊载的一篇题为《中国的非和平崛起》[1]的文章就属于这一类。作者对中国的国情知之甚少，却总拿西方扩张崛起的经历当规律，以西方特有的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就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有必要认真地加以辩正。这样做也是为了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所谓中国只能“非和平崛起”的论断源于西方的传统观念

《中国的非和平崛起》一文开门见山地说：“中国有可能和平崛起吗？我的回答是不可能。”作者说：“如果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继续其令人难忘的经济增长，美国和中国看来可能要发生一场剧烈的为各自安全而进行的战争。多数中国的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南朝鲜、俄罗斯和越南都将和美国一道去遏制中国的势力。”为了表明其判断的正确性，作者援引他所信奉的国际关系理论。他说：“要预见亚洲的未来，人们需要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去解释崛起中的大国是怎样行动的，其它国家又将如何在体系中对它做出反应。”作者说：“我的国际政治理论谈的是，最强大的国家试图在世界上建立它们地区霸权时，需要确信其它地区没有可与之匹敌的大国占据统治。这一理论可以帮助解释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外交政策，也多少指出了中美间关系的未来。”[2]作者进一步引申说，根据他对国际政治的理解，“生存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生存，它就不可能追求任何其它目标。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迫使各国关心它们自身的安全而相互间展开权力之争，而每一个大国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在世界权力中的份额，并最终控制这一体系。”[3]

作者接着以美国历史为例来解释他的“理论”。他描述了美国自1783年从英国人那里获得独立后如何从一个只有13个州的弱小国家，到1898年美西战争时扩张为其边界从大西洋到达太平洋的国家。“美国有一个19世纪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征服、殖民开拓和领土扩张的记录。”[4]在20世纪美国战胜了同样渴望霸权的德国和日本，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导致苏联的解体。总之，“美国不会容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存在。”[5]

依据以上“理论”和美国的扩张经历，作者自问自答地说，“美国过去的行为对于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6]“中国看来可能试图像美国控制西半球那样控制亚洲。”“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还可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就像美国把欧洲强国赶出西半球那样。”“北京应该希望有一个军事上软弱的日本和俄国做他的邻居，就像美国更喜欢一个军事上软弱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他的邻居一样。有那一个思维正常的国家希望本地区有其它强国存在呢？”“所以，为什么一个强大的中国要认可美国军事力量在其后院活动？毕竟每当其它强国派遣军队去西半球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就变得无比愤怒。那些外国力量始终不变地被认为是对美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同样的逻辑应该应用于中国。为什么中国在美国军事力量被部署在家门口会感到安全？依照门罗宣言的逻辑，把美国军事力量赶出亚洲对中国不是更安全吗？为什么我们想让中国在行动上与美国有任何不同？难道北京比华盛顿更讲原则？更讲道德？更少民族主义？更少关心自己的生存？当然，中国不是这样，……。”

最后，作者说，“我绘制了一幅如果中国崛起将可能发生的但并不美好的图画。……事实是，国际政治是一种丑恶的和危险的买卖，当一种追求霸权的情况出现在欧亚大陆时，没有什么善举可以缓和激烈的安全竞争。这是大国政治的悲剧”。[7]

通观全文，可以看出，《中国的非和平崛起》的作者是西方国际政治的坚定信奉者。依照他对前几个世纪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作所为进行的考察而得出的“国际政治是一种丑恶的和危险的买卖”，的确也不为过。事实上，自15世纪以来，那些一度称霸世界或地区的强国从西班牙、葡萄牙经荷兰到英、法、德、日，那一个不是依靠扩张而一度强盛的？一部美国对外政策史实际上就是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即使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因为没有清萛老沙皇的影响而一度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大国崛起伴随着扩张与称霸，似乎也就成了天经地义。当他们看到中国一天天地发展、壮大，旧的历史经验教训便会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他们怎么也不愿相信中国的发展会是和平的，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理念会是真诚的、可行的。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说明道理，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即使对我们中国人民自己，也需要不断警惕西方扩张崛起的影响。但是，真理的光辉终究会照亮人们的心田，一种全新的有关国际关系的科学理念终将为世界大多数人民所理解和接受，尽管时间可能会很长。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而绝不走“非和平崛起”道路，实际上是自建国之日起就定下的国策。早自建国之初，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府就确立了不同于西方国家弱肉强食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政府坚定地认为，保持国家的独立生存，要靠自己的建设和发展，而不能靠对外掠夺。20世纪50年代，面对二次大战后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出现的新情况，中国在1953年提出了处理国际问题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于1955年万隆会议上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一道推动会议达成了万隆十项原则，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深入人心，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一些外国朋友至今仍盛赞“万隆会议可以被认为是迈向新的全球世界的重要一步”，中国“通过周恩来，阐述了其对未来对外政策的路线图。”[8]建国50多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和平政策。外国舆论公正地指出：“事实是，中国历史上曾饱受外来列强的野蛮侵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9]

今天，中国提出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受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是在新形势下所做出的科学的战略决策，一句话，是由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决定的。

首先，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西方大国有很大不同。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仅是世界早期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源地，而且正如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说：中国同时又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有真正独特文明的国家。美国人奈斯比特发现：中国文明提倡努力工作，勤俭为本，讲商业道德等。许多外国友人提出，中国文明不仅具有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凝聚性和自我修复性，而且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平性和世界性。[10]与西方工业文明那种对外扩张型的文明相比，中国历史上很少对外穷兵黩武，侵略他人。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撰写的“中国扎记”中就说过，虽然中国当时十分强大“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确实，历史地看，“和为贵”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信条。温家宝总理在向澳大利亚公众发表演讲时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中华民族历来讲信修睦、崇尚和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反映出中华民族‘天下情怀与道德理性’的品格。”[11]

到了近代，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而造成社会的停滞和腐朽，中国遭受了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长期侵略，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中国人民不仅强烈地渴望自由与和平，而且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这已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在所有大国中是少有的，也是那些靠扩张而崛起的国家、民族所难以体会的。[12]

一位美国学者表达了他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相反看法，他说，“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军事一直是防御的或者是惩罚性的，很少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由已故总理周恩来设计的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基于不干涉内政和不在外国领土派驻军队的思想。这样，从中国的视角看，军事力量仅仅用于保持国内稳定或国防。”[13]由此可以看出，多少懂得些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人，他们对中国的评论会客观得多。

第二，是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权理念所决定的。

提起社会主义外交政策，有人会以前苏联为例来加以反驳。事实是，苏联历史上的对外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和平、平等的对外政策与民族利已主义政策并存。苏俄刚建国时颁布的《和平法令》以及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发表的《告俄罗斯及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1919和1920年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都突出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新型外交的特色，与帝国主义掠夺、压迫它国政策形成鲜明对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外交领域中传统影响立刻就可以荡涤得无影无踪，特别像沙俄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传统的国家，革命后如不十分注意随时清除其负面影响，就会在后来的对外政策中产生恶劣影响。事实证明，苏联历史的后期从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发展到学着帝国主义的样子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成为导致它最后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对苏联的错误做法早就采取坚决抵制与批判的态度，并多次公开宣布自己不搞霸权主义，永远不做超级大国。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第6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庄严宣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4]这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意志和决心，又反映了对内政外交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中国认为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管以何种理由和借口去压迫别国，就说明他们在基本原则问题上背叛了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一贯宗旨。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大国敢于像中国那样以如此明白无误的语言，把自己反对霸权主义的决心昭告于世。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国家永远反对靠扩张崛起的信心和决心。这些年来，我国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继续遵循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等等，都是我国内政外交的一贯方针的延续和发展，是完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前不久，在温家宝总理访问非洲前夕，当一些西方国家挑衅性地指责中国是非洲的“新殖民者”时，南非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南非斯坦伦布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戴维斯博士愤怒地把这种论调斥之为“一派胡言”。他指出，多年来中国从未停止过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很多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医疗、教育、住房等诸多领域都受益于中国。中国没有在非洲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殖民活动，双方没有历史恩怨。马丁博士强调说，“人们对于突然的变化总是感到不适应。欧洲人看到他们与非洲传统的联系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当然会不舒服，从战略上也认为是一种挑战。对此，我认为中国应该拍案而起，进行理直气壮的反击，中国在非洲从来都不是殖民者，中国没有占领任何一块非洲的土地，更没有侵略过哪个非洲国家。欧洲人占领非洲大陆几个世纪，但中国从来也没有控制过哪个非洲国家。”[15]

第三，是由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所决定的。

正如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排在世界100名之后，中国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不少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要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需要继续持之以恒地艰苦奋斗。”[16]为了加快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国家，实现这一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百年的历史性任务，中国需要有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各国相互信任，和睦相处。中国政府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鲜明立场，得到世界上一切有识之士的理解和赞扬。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他访问中国期间接触到的所有中国官员都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他说，中国给他的印象是，和平发展是战略需要，即便中国变得富强了，但和平发展这一立场依然不会改变。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开放和发展是“历史上难得一遇的契机，”他敦促新加坡人不要错失在中国工作和学习的各种机会，要把在中国的初步立足点变为稳固的立足之地。[17]香港《明报》2005年11月11日一篇文章以“胡锦涛以‘和’安天下”为题，高度赞扬胡主席关于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又通过和平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文章还指出：“近年来，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不时泛起，其中固然有对中国不了解的疑虑，但更多的是背后有人在操弄，以此作为钳制中国的借口，并浑水摸鱼捞到好处。如果国际社会对中国心存疑虑，没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显然十分不利。”中国提出“对内‘和谐发展’、对外‘和平发展’，中共将以一个‘和’字治国安天下”是大得人心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确实“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第四，是由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所决定的。

今天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条件与过去西方大国崛起时的国际环境有很大不同。过去几百年，资本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曾主导了整个国际关系的进程，占世界人口80%的居民被殖民主义者踩在脚下，弱小国家根本没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但是今天的世界已与过去有着根本的不同。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迅猛发展，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推动世界前进的巨大力量日益崛起。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各国人民的共同祈求。在这种形势下再要追求地区和世界霸权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归根到底是行不通的。即使像美国这样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不断推行全球霸权主义而使自身处于非常不利的被动地位。不仅造成严重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在世界上因战线太长而难以维持，而且在全球制造了反美主义，形成一种在全世界树敌的局面。曾几何时，过去长期被认为最具优势的美国的“软实力”也渐渐丧失，而且至今美国当局找不出对付的良策。

我们中国百多年来始终是霸权主义的受害者，也亲眼看到那些搞霸权的国家一个个地走向自身愿望的反面，走向衰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今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下，中国为什么还要去做那种损人而又害已的蠢事？！中国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就一定要顺应天下大势，与各国共同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

总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根本上讲，是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既是为了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也是为了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人权，是与世界发展潮流和主体的价值观念完全一致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和实践已在世界产生极大反响。英国一家报纸说，“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被绝大多数人视为西化。在中国崛起后，这种傲慢观念已逐渐消失。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是建立一个西式国家。恰恰相反，人们都心照不宣：中国将是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都非常独特的国家。”[18]也许，正是出于对中国“独特性”的不理解和西方某些人士的狭隘眼光，才造成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人们一旦克服了类似的偏见，他们将会看到崛起中的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对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三、中国和平发展是对构建和谐世界和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

首先，中国和平发展本身有力地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进展。

中国是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中国和平健康地发展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这被许多外国人称之为奇迹。中国贫困人口在改革开放前占世界贫困人口1/4，现在降到1/20以下，这被称为“当代世界上一大壮举”，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巨大贡献。而中国的发展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看成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针对美国有些人将中国看成威胁时说，一个国家强大了，自然就会增加其影响力，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中国的崛起是个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愿意进行和平竞争，而不是进行威慑。[19]自2006年7月1日起开始担任新一任欧盟轮值国主席国的芬兰外长称，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任何一个国家忽视与中国的关系，都是不明智的选择。[20]英国记者詹姆斯•金奇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而言正释放出了“一股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共同繁荣的驱动力。”[21]

其次，中国和平发展代表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心声。

中国认为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并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人与人的和睦、人与自然的和谐，国与国之间的和平相处而做出不懈的努力。2005年中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2006年又进一步提出建设“和谐亚洲”的主张。这种外交主张和理念显然与过去西方的信念迥然不同。这种理念反对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反对强行输出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而主张各国将按照本国实际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价值取向。所有这些，都符合人性和人权发展的要求，是与当今世界发展的要求相一致的。“其实，在西方之外，这些原则都被广泛接受。这是欧洲和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与中东、非洲和拉美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截然不同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地区，中国被看成是发展中国家独立性的潜在维护者。”[22]连西方舆论都已公开承认：“北京对亚洲传递的外交信息主要是让它们放心：让我们一起变富。只有中国的邻国也变得繁荣，中国的现代化才能成功。中国不提人权问题，而且除了稳定、自由贸易和坚持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之外，几乎什么要求也没有。这与以前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相去甚远。”[23]

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不断发展，各国间将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国际关系会变得更为民主。正如俄罗斯一篇文章所指出的，“世界完全可能习惯于没有霸权和‘世界领袖’的生活，而美国可以被光荣地称之为‘大陆国家’。”[24]

再次，将争取在大国间形成双赢局面，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

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西方某些媒体不断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谎言，制造“中国威胁论”。其实这些人不了解或不愿了解中国提出的“中国与世界和谐相处”的和谐观的深刻内涵，特别是其中也包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和谐相处。

在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中，我们尊重欧洲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欧洲双方有着重大共同利益，这就为中欧间建立一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基础。欧洲在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方面获益匪浅；同样，中国也高度重视欧洲的高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关于中美关系，中国早就提出“合则两利，破则两伤”的正确主张。许多美国学者指出，中美关系确实非常复杂，其中同时包含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双方完全可以通过正式对话消除误解，以利于两国在未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对中美两国关系都是有利的，正如美国一些报刊所指出的，贸易问题“恰恰是最不让人担心的问题。”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及国际经济研究所指出，“美国在中国大陆经济崛起过程中获得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其损失，估计平均每户美国家庭每年受益约625美元。”[25]由此可见，只要美国当局不坚持霸权主义而心平气和地与中国沟通和交流，中美关系完全可能往健康方向发展。中美关系完全可以获得双赢结局，根本不存在“中国非和平崛起”一文作者所做出的关于中国崛起会威胁美国“生存”的耸人听闻的局面。

至于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已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史，只是在近代50多年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使中国付出了惨重代价。3000多万中国人死于中日战争。如果日本当局能够学习一下欧洲对于战争教训的深刻总结，正视历史问题，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样可以再次建立起来，并不断地向前发展。

第四，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实践，既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发展模式，又从根本上改变几百年来国际关系理念。

有人说，19世纪世界带有英国特征，20世纪世界带有美国特征，而21世纪世界则会带上中国特征。如果说这话有一定道理，这绝不是说，中国要走过去英、美国家走过的老路，或者也像它们那样称霸世界；恰恰相反，中国正在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结合，不仅迅速地实现经济增长，而且使社会发展取得明显进步，从而为世界，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把中国宪法规定的“尊重与保障人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中国强调世界和谐相处，则把中国对人权的关怀直接推向了世界。其意义在于，为和平发展寻找最终目标——不仅理智地处理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与力图保持霸权的美国关系，更理顺中国与周边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和谐世界观超越了西方“民主和平论”的狭隘和“文明冲突论”的偏执，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26]这样的影响自然是非同小可的。尽管前进道路是曲折的，但是这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模式”和国际关系理念终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或接受，从而为人类文明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①]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中国的非和平崛起》（China’s Unpeaceful Rise），《当代史》（Current History），2006年第4期。

[②] 见《当代史》（Current History），2006年 4月号，第160页。

[③] 同上，第160页。

[④] 同上，第161页。

[⑤] 同上，第161页。

[⑥] 同上，第162页。

[⑦] 同上，第162页。

[⑧] 杜尔侍（Jose Nanuel Duarte de Jesus）：《现代中国：50年和平共处外交政策》(Modern China:Fifty Years of a Non-Confrontational Foreign Policy )，见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2006年9月。

[⑨] 拉斐尔•波奇：《“中国威胁”的历史》，西班牙《先锋报》2006年2月14日。转自《参考消息》2006年2月16日，第16版。

[⑩] 参阅倪力亚、倪健民主编：《文明中国——把怎样的一个国家带入21世纪》，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23——24页。

[⑪] 见温家宝总理在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演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人民日报》，2006年4月4日，第3版。

[⑫] 见张宏毅：《近代以来中美俄日关系的特点》，载于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155——156页。

[⑬] 宋步安：（Soong-Bun Aun），《作为头号国家的中国》（China as Number One），《当代史》（Current History）,2001年9月号，第252页。

[⑭] 见《人民日报》1974年4月10日。

[⑮]见《人民日报》，2006年6月23日，第7版。

[⑯] 见《人民日报》，2006年4月23日，第1版。

[⑰] 见新加坡《海峡时报》2006年5月18日报道，转自《参考消息》2006年5月24日，《李光耀：和平发展是中国战略需要》。

[⑱] 英国《卫报》网站2005年12月8日文章，题：中国即将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转自《参考消息》2005年12月11日。

[⑲] 见《人民日报》2006年4月20日。

[⑳] 见《人民日报》2006年5月4日，第3版。

[21] 《访芬兰外长埃尔基•图奥米奥亚：“中国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人民日报》2006年6月17日，第3版。

[22]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006年4月9日，题：中国摇撼世界。作者迈克尔•谢里登。转自《参考消息》2006年4月12日。

[23] （美）司马安洲：《中国也是西方的政治机遇》，《环球时报》2006年7月27日，第11版。

[24] 泰勒•马歇尔：《东南亚的新的好朋友》，（美）洛杉矶报网站2006年6月17日。转自《参考消息》2006年6月17日。

[25]（俄） А.沙林斯基(А. Салицкий)：《现代世界中的中国文明》(Кита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3年第8期，第77页。

[26] 汤姆•霍兰：《美国从中国获得的利益大于损失》，香港《南华早报》2006年4月6日。转自《参考消息》2006年4月13日。

[27] 王义桅：《和谐世界观改变国际政治视角》，《环球时报》2005年12月2日。

[28]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中国的非和平崛起》（China’s Unpeaceful Rise），《当代史》（Current History），2006年第4期。

[29] 见《当代史》（Current History），2006年 4月号，第160页。

[30] 同上，第160页。

[31] 同上，第161页。

[32] 同上，第161页。

[33] 同上，第162页。

[34] 同上，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