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动表现为三大形态，即生育、死亡、迁移。在人口变动的不同时期，这三者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转变的初始（比如中国的20世纪50～60年代），人口态势主要以死亡率的下降为转移，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比如中国的20世纪70～8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成为人口态势的主导因素。而当死亡率和生育率都已经降低到一个相对低的水平时，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就必然会走向人口舞台的中央，在决定人口态势的全局中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这一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而显得更为突出。据统计，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10％以上。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曾是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墨西哥向美国的非法移民（undocumented migration），现在已经让位给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口流动和迁移，这就不能不引起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人口变动总是与重大的社会变革相伴而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会证明是中国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与千百年来的“乡土社会”彻底告别的根本之举。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之必然，而且也必将成为我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之强烈，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之深远，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中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既是人口转变的趋势使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决定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仍然把流动人口看作一种“非常态”的情况，甚至面对着流动人口的汹涌到来而不知所措，也是难免的。但事态的发展将使人们不能不认识到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实在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现象，并成为主导我国人口态势走向的决定性标志。离开了对人口流动和迁移的认识，我们几乎不可能对其他有关的人口现象，包括本章中所讨论到的人口增长、生育水平、生育行为、人口老龄化、性别歧视等等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

    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的发展必然带来中国最终告别二元结构的时代，从千百年的农业社会一劳永逸地走向现代城市社会。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不是高度城市化的，也没有一个国家是在没有高度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向来被认为是衡量一个人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0年的36％，年均增长达1个百分点，在不到20年中提高了一倍。但即便如此，如表1-8所示，在我国的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等指标都已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几乎持平的同时，我国的城市化程度仍远远落后，不仅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75％）的一半，也在世界、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下。换言之，发达国家中每4人中有3人居住在城市里，而我国每3人中只有1人居住在城里。城市化的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这一点已越来越为人们所广泛认识。加速城市化进程已经在社会大众和政府决策中获得了普遍的共识。

    近几年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从2000年的36％上升到2004年的42％（国家统计局，2005a）。全面加速城市化的进程，对于我国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但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低城市化的国家来说，又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许多地方把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来作为加速城市化的切入点，但效果并不理想，反响也不强烈。因为人们发现，即便获得了城市户口，也并没有真正变成“城里人”，特别是医疗和养老，却会失去“农业户”的好处，特别是耕地和宅地。与此同时，迅猛而来的迁入人口使城市管理者，特别使大中城市的管理者忧心忡忡，有苦难言，不得不祭起“人口承载力、适度人口或人口容量”的大旗，来作为阻挡进城人潮的盾牌。也有许多建言设想种种“堵”的办法，设置障碍或门槛来控制人口的流入。但这种策略在过去没有成功过，以后也难预言能成功。以北京市为例，“二五”计划曾提出城市人口规模最多不超过480万人，“六五”计划曾提出在1985年将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840万人左右，20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1000万人”，90年代初又提出到2010年将常住户籍人口控制在1250万人左右。事实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382万人。而到2004年末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达到1493万人（国家统计局，2005a）。要在“十一五“期间把北京市人口保持在1600万人以内看来是比较渺茫了。每次人口规模目标设定之日，也成了人口规模突破之时，形成了一个“屡设屡破”的怪圈，以至于有学者声称，“多年来，城市人口发展规划已经习以为常地形成了‘步步为营、节节败退’的局面”（段成荣，2005）。这已为北京市过去的经验所证明，而今后会更加如此。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城市如果规模过大，无论如何治理，都是一个不佳的前景。因此，大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确立防止人口过度膨胀的目标，无疑是合理的战略抉择。由于广大城市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人口自然增长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关键是如何应对由于人口迁入造成的人口增长。但目前对此的考虑，仍主要局限在就城市讨论城市的范围，这恐怕永远也消除不了城市人口增大的压力和人口膨胀的趋势，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又要加速中国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又要避免一些大中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这成了一个“两难”的课题。为了解开这一难题，有必要在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讨论中，引入一个“城市体系”（urban system）的概念，即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只从单个城市的发展来考虑，而要从一个“城市体系”的角度考察，来确定每个城市在“体系”中的定位，从而确立每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顾宝昌，1988）。

    城市体系的发展规律是，在一个不发达的社会，所有的城市都很小，城市间差异不大；在一个社会的发展之中，会出现其中个别城市增长过快过大，而其他城市滞后的情况，城市间的差异变大；而当一个社会高度发展时，出现城市间均衡发展的局面，大、中、小城市各得其所，形成一个布局有序、健康发展的城市体系格局。

    再以北京为例，多年来北京市的人口迁入的多，迁出的少，净迁移率（迁入率减迁出率之差）不仅位于各省、市、自治区榜首，而且是全国惟一达两位数的地区。根据公安部《2004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北京市2004年的迁入率为18.35‰，迁出率为6.06‰，总迁移率为24.41‰,净迁移率为12.29‰（公安部，2005）。

    为什么人们都希望到北京来？一方面说明北京的机会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其他城市的机会少。这就说明，要减少北京的人口增长压力，关键是要使其他城市的机会多起来。其他城市发展了，北京的压力就会减少。在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北京对周边地区（包括郊区）的辐射力显示得异常微弱，而北京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却格外巨大。有人将其解释为“北京是首都，大家都向往”，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北京要跳出“就北京考虑北京”的框框，确立扶助和鼓励周边地区和其他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北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表现在近年来特别重视郊区的发展和新城的开发，努力改变长期以来北京市的发展中城区和郊区之间“落差”很大的状况，也在考虑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但是应该说，这一些都还在起始之中。无论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步骤，都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再具体地说，北京这些年来的人口迁入压力大，与河北（华北地区）的发展相当迟缓不无关系。河北省2003年的净迁移率仅为0.89‰，而2004年更降为-0.04‰（公安部，2005）,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属倒数之列（天津作为身居华北的直辖市在2001年的净迁移率一度竟为-0.94％，见庄亚儿、张丽萍，2003）。对北京来讲，要减缓北京的人口增长压力，就要特别重视河北省的发展，特别是河北的城市发展。要把推动河北的城市发展看作解决北京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可以从广州和上海的发展中得到借鉴。北京要确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思路，在城市功能、产业结构、行业布局等方面，把北京的发展与周边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考虑。要明确帮助和支持河北，特别是北京周边城市的发展，就是帮助和支持自身的发展，要把北京作为一个大城市的辐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推动河北的发展。如果河北省的城市在今后若干年中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无疑能对缓解北京的城市人口增长压力做出贡献。一个城市的功能需要在一个城市体系中去恰当地定位。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城市既要当华盛顿，又要当纽约，又要当底特律，又要当旧金山，又要当洛杉矶，那么，就难免南辕北辙，避免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目标就会遥遥无期了。可以相信，认识和遵循城市化的自身规律，走建立布局有序的城市体系的道路，必定能实现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快速而健康的发展。

    本章从人口增长、生育水平、生育行为、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城市体系等方面探讨了进入新时期的我国人口态势。这些讨论尽管不可能详尽，但也足以体现我国人口态势进入新时期的一些新的特点。对于我国人口态势的新时期及其新的特点，我们需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其本身也在不断展开之中。老的人口问题在消除，新的人口问题在涌现，这是任何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过程，也使我们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探索没有终点，并推动着我们对人口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不断地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今天的认识会显得十分浮浅，这也是难免的。但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态势的新时期在呼唤我们，鞭策我们与时俱进，跟上形势的发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不断修正我们的认识，更好地把握人口变化的自身规律，早日实现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的目标。（顾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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