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是连接生育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而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现象也经常成为生育政策取向的重要依据，例如，失业率高、就业困难就经常会归咎于人口众多。实际上，考察人口转变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用历史的和辩证的眼光，才能得出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一方面，人口因素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而不同；另一方面，人口因素只是决定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方面，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最终结果是人口因素和其他社会经济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下面的内容里，我们将就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人口因素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动态关系变化。

    首先，观察人口因素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用历史的眼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马尔萨斯时代与后马尔萨斯时代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决定机制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马尔萨斯时代，农业产出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是制约人口和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基本因素，因为农业部门产生了主要的劳动力需求，同时劳动力供给的角色非常突出；而在后马尔萨斯时代，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主导了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演变为技术、人力资本和人口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农业社会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或许是解释马尔萨斯时代人口因素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关系的最好例证。对此，有相当一批经济史学家抱有浓厚的兴趣，Mark Elvin、Benjamin Elman以及赵冈等人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HLET）的概念，专门用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发地实现工业革命，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资源和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回顾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人口因素的作用方式，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人口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并从中体会其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政策含义。同时，对经济发展史的回顾也可以使我们了解马尔萨斯时代以及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的后马尔萨斯时代，人口结果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的差异。

    我们来看一看农业社会中人口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假定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为固定，则农业产出和劳动投入之间则表现出如图3-4的关系，该图是对高水平均衡陷阱模型的一个简单示意。曲线OT是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就是在既定的生产技术下，所有的生产要素组合达到最优状态时的产出水平。OS则代表需要满足给定数量劳动力（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所必须达到的产出水平。Mark Elvin认为，中国古代农民所进行的诸多精耕细作的尝试可以由一系列曲线P1、P2、P3和P4反映。随着要素配比水平的提高，传统农业也越来越接近其生产可能性曲线，因此，才有曲线由P1向P2、P3和P4的逐步移动。

    更高的曲线也就代表着在传统农业下，更有效率的要素配比水平。而在某一种特定状态下的生产函数曲线和OS的交点——E1、E2、E3和E4代表着该状态下的人口均衡点。在均衡点，既定的农业技术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而既定技术下的产出水平也不足以供养更多的人口。

    由于传统农业受其生产技术的限制，因此，无论怎样精耕细作，仍然存在着要素配比的极限，也就无法突破生产可能性曲线OT。因此，当满足社会最低生存水平的产出水平高于潜在的产出水平时，经济发展将面临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制约，ET即为高水平均衡陷阱。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生产技术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即生产可能性曲线OT没有发生上移，则在ET之外一旦有人口增加（大于OL），必然要使得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准下降至基本生存水平之下，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的下降。

    也有学者认为，Mark Elvin所言的均衡陷阱对应的人口规模实际上难以达到。因为，要达到这一人口规模依赖于一个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的假定，即社会产品在所有社会成员之间是均等分配的。一旦这个假设不存在，那么均衡的人口规模也必然下降。他进一步指出，决定均衡陷阱状态下的人口规模不应该是OS和OT的交点，而应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因此，赵冈认为更有意义的均衡点是F点，在该点，劳动的边际贡献（即曲线OT之斜率）等于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率（即OT之斜率）。相对应地，均衡的人口规模应是OD的水平，此时的产出在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要后仍然有所剩余，但人口规模处于稳定的水平，而且要低于Mark Elvin所言的均衡人口规模。

    缺乏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存在的主要原因。由于技术的产生方式是对传统技术的继承、吸收和微调，因此，农业生产的进步仅仅体现于一步步地接近生产可能性曲线，但始终不能实现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扩张和上移。Mark Elvin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又被称作HLET模型。也将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出现的经济发展停滞归因于技术革新的障碍，而导致技术停滞的障碍包括如下因素：（1）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尤其是对土地资源的压力；（2）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供给，从而有利于劳动密集型的技术；（3）市场的效率和规模；（4）生产单位的组织形式以及组织对其成员所提供的激励方式；（5）缺乏技术和经济上可行的技术创新等。从这一系列因素的组合来看，我们可以整理出这样的路径：中国在工业革命自发实现之前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人口规模→土地等有限的自然资源阻碍了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较低的人均产出（工资率）和市场范围的限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技术。

    Boserup通过以下的模型阐明了农业经济中，人口和经济体系的作用机制，见图3-5。我们可以从该模型中了解劳动密集型技术是如何在一个农业社会中逐步得到强化的：人口的增加导致食物需求增加，但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图3-5人口和劳动密集型农业资料来源：转引自马西姆•利维巴茨著《世界人口简史》（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增加的食物需求无法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因此必须提高土地生产率。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式就是通过精耕细作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增加单位土地产量，而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又必然增加农业的劳动力需求，同时抑制其他经济部门的劳动力需求。

    由于缺乏制度和技术创新，中国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主要依靠粗放的经济增长和农业部门的劳动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农业的精细化水平也决定了人口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基本关系。正因为如此，安格斯•麦迪森指出：“从1300～1820年，中国经济受到了从元朝到明朝，再由明朝到清朝之间多次动乱的影响。但是整个地观察，这个时期是一个粗放的经济增长时期，该时期人口的增加与生产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虽然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人口增长大大慢于中国的速度，但是到1820年时，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是中国的两倍。”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但是人口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后马尔萨斯时代有了根本的转变。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两个鲜明的特点：（1）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2）非农经济增长是促成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因此，在农业社会中，人口因素变化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不再适合于后马尔萨斯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换言之，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为技术进步所克服。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变化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的特点。

    首先，生育率变动所表现出的队列效果在劳动力市场上已经有所体现。生育率变动和劳动力供给之间的队列关系可以从表3-2中得到更明确的反映。16年前出生的人口在16年后就成为潜在的劳动力，观察表的第一列，可以发现它和随后一列（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的变动趋势基本吻合。数据表明2006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其后处于递减的趋势，到“十一五”末期，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到800万人。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递减的态势非常明显。

    其次，非农GDP的增长是创造就业需求的主要领域。根据现有的统计体系，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增长情况以及非农GDP的增长情况。表3-3列出了非农GDP增长率、非农就业增长率以及根据两者所计算出的非农就业弹性。在中国官方统计体系中，公布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名义GDP总量以及根据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率指数。我们以当年价格的GDP总量为权，计算出非农GDP增长率。数据显示，除了个别年份以外，非农GDP增长率都在8%以上，“十五”期间的平均值也维持在9.5%左右的水平。

    根据上述分析基础，我们可以计算不同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下的劳动力需求。1991～2003年，就业弹性的平均值为0.297，标准差为0.134。我们对未来几年的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做以下假定：非农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9%和10%；非农就业弹性分别为1991～2003年平均水平（0.297），以及较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位水平（0.23）。新增非农GDP所产生的就业需求是这几个值的不同组合。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组比较保守的估计。从1990年以来的非农GDP增长情况看，除了极个别的年份以外，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从未低于8%。因此，以8%作为非农经济增长的下限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经济目标。1991～2003年非农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0.6%，所以，将10%作为未来几年非农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也是一个可行的目标。（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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