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性别比呈现出逐渐攀升的趋势，1982年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为111.3，到2000年已经高达116.9；2004年的0岁婴儿性别比更是高达121.2，出现了出生婴儿和儿童中男多女少的严重不平衡现象。在出生性别比上升的同时，存在这一问题的地区也在发生变化，从开始出现该问题的沿海地区蔓延到全国除新疆和西藏外的所有地区，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海南省和广东省，2000年的出生性别比分别达到135.6和130.3。尽管对统计误差和女孩的瞒报、漏报有不同的估计，但是人口学界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严重性和持久性方面已经达成共识，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国持续如此高的出生性别比显然是背离自然规律的。与此同时，在一部分地区也存在女婴死亡率异常偏高的现象。这些现象被一致认为是男孩偏好所致。

    现有资料表明，中国在历史上就存在对男孩的偏好，早在公元前的《诗经》中就有反映生男偏好的诗篇，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率也偏高，尤其在社会环境恶劣的时期更为严重。尽管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女婴的存活能力要高于男婴，但是中国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当时的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而女童死亡率偏高，因此出现了男女性别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的趋势；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虽然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没有彻底消除，显示了历史上对女婴幼儿在抚养照料方面的歧视。到2000年，这种对女婴幼儿照料的刻意忽视已经部分转化为对女性胎儿和新生儿的歧视，出现了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研究发现，女婴死亡率异常偏高和出生性别比失衡两种现象在很多地区都是相随相伴存在的。

    任何父母都可能对子女的数目和性别结构有自己的偏好，有人喜欢男孩，有人更喜欢女孩。更多夫妇的理想子女结构是“儿女双全”，这种偏好古今中外一直都是存在的。但现实往往不那么理想，想要女孩的夫妇可能偏偏只有一个男孩，或生了好几个男孩也没有一个女孩；而想要男孩的夫妇可能接连出生的都是女孩。在没有生育数量限制的情况下，如果夫妇都有很强烈的性别偏好，他们可能会继续生育直到有了一个理想性别的孩子为止。这种寻求子女的理想性别结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但是在国家政策、经济和社会等各种条件的制约下，多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往往会非常高，超出了夫妇愿意支付的范围或能力，这些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在妇女普遍就业的社会中，养育孩子的成本对妇女来说就更高了。于是，在强烈的性别偏好和限制子女数量的双重压力下，就出现了对出生婴儿性别的非自然干预。在有强烈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如果具备比较普遍可得的选择手段，就会出现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如韩国、中国台湾、印度等，伴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都先后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

    中国当前出生性别比偏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这是国内外出生性别比偏高地区的一种普遍现象。图4-2显示，1990年、1995年和2000年分孩次的性别比都表现出随着孩次的升高，性别比逐渐升高的趋势；而在同一个孩次里比较，只有第一孩的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第二孩和三孩以上的性别比随着年代的推移急剧升高，严重偏离正常范围，且随年份的增加偏离程度越来越严重，到2000年，第二孩和三孩以上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已分别达到151.9和159.4。尽管这种增幅在1995～2000年间的变化明显低于1990～1995年，但仍然呈现为一种上升趋势。不过这种规律也有例外，2000年，城镇地区的一孩出生性别比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为109.4，说明在城镇育龄夫妇中，第一次生育就有选择胎儿性别的倾向。

    第二，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不一定说明育龄夫妇不想要女儿只想要儿子，而是在追求子女性别结构上的平衡。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高孩次的出生性别比都会异常偏高，没有哥哥、姐姐或只有一个哥哥的孩子出生性别比基本在正常范围内，只有姐姐的孩子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而有两个姐姐的孩子出生性别比最高；同时，有两个哥哥的孩子出生性别比显著偏低，只有76.5。于弘文：《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统计失实还是事实偏高》，《人口研究》2003年第5期，第38～41页。因此，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其说是由于歧视女孩，不如说是渴求男孩，或者是期望达到性别结构的平衡。

    第三，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空间分布上看，这种现象并不是普遍存在于所有地区，而是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区，具有小群聚集的特征。如果以地市级为单位分析，我国2000年出生性别比中度失常或严重失常（出生性别比大于113）的地市共有173个，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7.39%。张二力：《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人口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18页。2000年中国地市级人口出生性别比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以广东、安徽和陕西为中心的三个重点地区。重点地区之一由广东、广西、海南、贵州和湖南的部分地区构成；重点地区之二是以安徽为主，与河南、河北、湖南、山东的部分地区构成；重点地区之三是以陕西为主，与河南西部和四川的部分地区构成。张丽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区域差异研究》，《人口研究》2005年增刊。对比1990年的情况，2000年出生性别比较高的地区除了原有的地区外，还明显地向更大范围扩散，并向西北地区发展。

    第四，中国偏高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20世纪80年代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现象开始在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出现，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之前，这个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农村问题，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也集中在农村。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我国城市和镇的出生性别比虽然仍低于农村的121.7，但也远远偏离正常范围，分别为114.2和119.9。不过，这种变化可能与第五次人口普查对城市居民的重新界定有关（第五次人口普查首次在城市人口中包括了流动人口），例如对北京市出生性别比的深入研究发现，城市常住居民的出生性别比在正常范围少有偏高，而长期在京居住的外来妇女中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郭志刚：《北京市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及外来人口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第53~57页。因此，有些城市的出生性别比升高可能是受到流入人口的影响。

    未来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发展，由于充满了过多的变数和不确定因素，目前还难以预料。从中国的邻国韩国和印度的出生性别比发展趋势看，韩国在1985年左右出生性别比开始上升，到1990年达到高峰，之后出现了回落的趋势，目前，虽然二孩以上的出生性别比依然略为偏高，但总出生性别比已经趋于正常；而印度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升高以来，有越来越严重、区域越来越扩大的趋势，而且无论城乡都有偏高的现象。

    自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各种应对措施也相继出台，不过目前从全国的人口变动调查结果看，出生性别比依然持续偏高，还没有回落的迹象。正如下节将要讨论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深层次原因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经济和政策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恐怕难以彻底扭转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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