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老”与劳动力供给

    通常，在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Williamson,1997）。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形成三个年龄结构阶段，依次出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先上升后下降的两条曲线变化。可见，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特征。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是影响劳动供给的主要因素，它在长期内决定劳动供给的总量。在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绝对数量状况究竟如何呢？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4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2.13%。而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内部构成情况看，在全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按照每5岁一个年龄组划分，其中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三个年龄组分别是35～39岁组（占9.78%）、30～34岁组（占9.41%）和15～19岁组（占8.72%）。相对年轻的劳动年龄人口即15～39岁人口合起来，占到了全部人口的41.32%。从劳动供给的总体状况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较为年轻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

    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观察中国2030年以前0～14岁、15～64岁和65岁及以上三个年龄组人口变动情况，可以发现少儿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逐步上升，而劳动年龄人口则是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见图5-4）。具体来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其峰值，为10亿人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

    我们来进一步观察15～64岁劳动年龄组人口的内部结构变化。如果将该组别细分为四个小组，即15～24岁、25～39岁、40～54岁和55～64岁组，从2000～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持续下降，而与之相反的是，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上升后下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现老龄化的趋势。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的发展，15～24岁组的人口中将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较高级的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因而不参与劳动力市场。55～64岁组也有一部分会因为年龄的原因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些都产生减少劳动力供给的效果。

    国内相关机构对人口的预测，也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在今后若干年内，15～6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重还将继续增加，到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随后将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中；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逐年下降。这与联合国的预测是基本一致的。所有的预测结果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将不同于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从动态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

    （二）“未富”与劳动力需求

    中国30余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结果，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总量，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在改革期间，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也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最基本的优势之一。作为一个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比较优势指示的方向进行的（蔡昉、林毅夫，2003）。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城乡就业人口，始终保持着庞大的规模，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图5-5显示了1978～2004年期间经济活动人口、城乡就业总量以及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情况。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反映的是社会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的规模。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经济活动人口由1978年的4.07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亿人，城乡就业总量也由1978年的4.02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亿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劳动参与率保持在80%～90%之间的水平上，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这个期间，经济增长带动了就业的扩大。虽然就业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总量保持持续的增长。在具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这一潜在人口优势的条件下，劳动参与率高并且总体就业机会不断得到扩大。改革期间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迅速，得以大规模吸纳就业，从而把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获得了充足的劳动供给。

    当今世界，商品和资本的国际间流动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和全球化，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商品基本能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依然困难，而中国的比较优势恰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因此，作为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只有充分发挥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并将其凝结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之中，才能够在总体上利用所具有的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虽然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时遇到来自西方国家贸易保护暗流的干扰，但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仍然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国需要通过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继续在世界制造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两大部门，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因而对劳动力有着很大的需求。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口径，200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60%，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68%，中国只有32%。为了进一步分析，我们在表5-1中列出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3年人均GNI水平与中国相当（4000～6000美元）的若干国家，并观察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中可以看到，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最高的是约旦，达到72%，除阿尔及利亚和土库曼斯坦低于中国外，其余国家的这一比重都远远高于中国。

    在过去20余年中，中国的第三产业增长率比GDP增长率平均快接近10%。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今后该产业的增长速度至少仍然应该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而且考虑到以往阻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应该得到消除的话，服务业增长速度还可能进一步加快。在大多数国家，服务业都要依赖于个体

    经济、私人经济，甚至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因此，一旦在中国消除了对个体、私人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可大大提高。中国目前第三产业产值以及占GDP的比重很可能被大大低估了，但即使如此，随着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制度性障碍的清除，该产业仍将迅速发展。

    制造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从近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看，制造业中心是不断转移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中心的诞生，往往引起制造业中心的相应转移。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造业中心。20世纪初，制造业中心转移到美国。20世纪后半叶，日本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随后又分别被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东亚国家所取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取得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出口增长十分迅速，制造业占GDP比重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制造业也会在较长的时期内，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部门。有人认为，随着服务业在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占GDP比重的提高，制造业的产业地位将相对降低，其吸纳就业的作用也会逐渐减小。按照经济发展的经验，这种判断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使得我们不能在短期内放弃这一比较优势。我们可以用制造业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与世界商品贸易总额中该比重的比率，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制造业上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指数。2003年中国为1.2，高于低收入国家的0.6，中等收入国家的0.8，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1.0，欧洲和中亚的0.7，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0.6，中东和非洲的0.2，南亚的1.0，撒哈拉以南的0.4和高收入国家的1.1。

    其次，即使改变中国目前已经获得的制造业比重，也需要假以时日，何况我们看不到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我们可以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进行制造业相对地位的国际比较（World Bank, 2003）。结果显示，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始终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在世界上处于最高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制造业比重趋于下降，而中国基本上保持在35%左右。

    因此，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很难预期中国制造业比重有大幅度下降的趋势。相反，随着农业比重的下降和非农化程度的提高，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会仍然有长足的发展。与之相应的自然是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此外，除了服务业和制造业之外，其他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2左右（蔡昉等，2004），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大约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就业弹性并不令人满意，但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终归要形成对劳动力的需求。（蔡昉 王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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