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经历着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由于具有这种资源禀赋特点，通过利用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中国企业得以克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了连续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形成了过分依赖非熟练的劳动力投入、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相应的经济政策和劳动关系也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随着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和政策体系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一）劳动力短缺的端倪

    从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进而发展到劳动力流出地区的“民工荒”、“技工荒”，是劳动力出现短缺的一个最初信号。从2004年春天开始，“缺工”或者“民工荒”这样一些词汇频繁见诸报端，也成为沿海地区用工企业、劳动力市场中介和政府的热门话题。据不同地区的调查，企业缺工最初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进而，不仅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接着出现了“民工荒”，而且在江西、湖南这样的劳动力流出地区也出现雇工难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并且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巨大的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无疑，存在着一些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动机和劳动力供求出现短期不平衡的周期性因素。国家扶持“三农”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和给予种粮补贴等措施，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如果外出打工收益不能补偿外出机会成本上升的部分，那么，农村劳动力的意愿供给数量就会出现下降。在经济高速增长，而非农就业工资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外出机会成本上升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预期收益，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降低，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意愿供给量小于企业实际需要量，带来了企业用工短缺问题。但是，把这种以往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结合考虑，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要素供给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劳动力短缺端倪还反映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即人们可以观察到劳动力供求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劳动力需求数量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上升。自1998年以来，城市劳动力市场压力的一个主要表现是，用工单位的需求人数少于求职人数，在很多年中两者的比率明显小于1。但是，该比率在最近有提高的趋势，例如，2001年四个季度,该比率最低时为0.65，最高时仅为0.75，2002年最低和最高分别为0.73和0.89，2003年为0.86和0.90，2004年为0.89和0.94。2005年第一季度最高比率为0.94，第二季度为0.95，达到空前的水平（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2005）。这反映了求职人数和用工单位需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实际上，从1998年以来，在大量原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趋势，即城镇就业总量逐年扩大，并且就业人数增加的幅度持续上升。进一步，实际失业率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高，而且有降低的趋势。从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看，1998年为6.3%，2000年为7.6%，2001～2003年各年分别为5.6%、6.1%和6.0%。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该指标在2004年进一步下降。这些都反映了就业状况的好转，而就业状况实际上就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数量相对更加平衡的结果。

    在中国多年以来就业压力一直很大的情况下，出现上述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反映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相对数量的变化。中国已经开始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劳动力“有限剩余”（王德文等，2005）。有限剩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特征完全消失。虽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在逐年降低，但依然保持正值，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增长仍然要持续一个时期。在此之前，很难说中国会出现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此外，由于人口总量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基数庞大，即使在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开始绝对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也仍然要在较高的水平上维持多年。因此，这个长期趋势尚不会影响短期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但在不远的将来，随着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加大，劳动力短缺将是必然的。目前，劳动力短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沿海地区。

    （二）劳动力供求缺口预测

    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比例和劳动参与率。在假定劳动参与率变化不显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劳动供给的代理指标。劳动力需求变化则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的就业弹性两个因素。为了做一个简单的预测，我们可以对“十一五”期间的非农产业增长及其就业弹性做如下假设：非农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低增）、9%（中增）和10%（高增）；非农就业弹性分别为1991～2003年平均水平0.297（高弹），以及较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位水平0.23（低弹）。从1990年以来的增长情况看，除了极个别的年份以外，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从未低于8%。因此，以8%作为非农经济增长的下限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经济目标。1990～2003年非农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0.6%，所以，将10%作为“十一五”期间的非农经济增长上限也是一个可行的目标。非农产业发展所产生的新增就业需求，便是这几个值的不同组合。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并比较“十一五”期间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匹配关系。

    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出现加速下降的趋势。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的情况下，在2010年之前，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的情况。虽然这只是非农产业增长与城镇劳动力供给数量之间的关系，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填补出现的缺口。但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三)政策挑战与应对措施

    在完成人口转变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规律性现象。然而，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发生于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较高的人均收入意味着资本相对丰富，因此，当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情况下，在这些国家恰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通过这种生产要素的替代，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则是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技术结构转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

    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主要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提早完成的，相应的老龄化是在人均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上发生的。这时，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即还没有从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结构，转向资本丰裕的禀赋结构，因而还没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就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意味着中国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然而，由于从人均GDP看，中国尚未进入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将会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育，中国不仅在总体上解决了所面临的就业问题，也充分发挥了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由于经济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将实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转变。这意味着将经常性地出现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主要表现为地区性、部门性以及技能性和部分年龄结构的劳动力的短缺，而且工资水平将在总体上趋于上涨。尽管目前我们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是，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进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必然在不远的将来出现。这对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严峻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到了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机。

    1.最大化开发人口红利

    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固然是充分就业的前提，但充分就业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源泉。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而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确定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不仅不会淡化加快经济增长的目标，反而会使经济增长目标更加有保障，更有利于保持持续、高速、协调和健康的经济增长。能否实现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充分就业，不仅决定着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而且其本身也是劳动者在“干中学”中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过程。并且只有通过劳动者的就业，社会才能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激励，从而创造持久性的增长源泉。

    2.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实际上，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而出现的“民工荒”，其更准确的信息是“技工荒”，即随着国内外市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提高，企业采用相对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也相应提高。如果现有和未来的劳动者中，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对高素质和劳动技能需要的比重占很大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显得格外突出。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来达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中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和投入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进一步的发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及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加快发育劳动力市场，通过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且寻求人口红利替代增长源泉的中国经济来说，是经济增长保持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3.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

    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已经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尚未出现绝对意义上的危机。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劳动力短缺端倪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顺畅流动，是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造成他们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范。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根据是否具有本地户口而定。这种排他性政策的继续实施，严重地妨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置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

    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性障碍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妨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一旦通过消除这些障碍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04）。（蔡昉 王美艳）

    本文摘自《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由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