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没有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它作用的顶点。回顾增长理论与国际经验可知，由于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上，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增长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当一种增长源泉从式微到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必然的要求。有助于克服增长制约因素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由增长的需要诱致形成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诱导出的巨大增长冲动，已经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已经具备的增长源泉，并使其发挥作用的余地耗竭。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入扩张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减弱乃至枯竭。在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依赖于很多方面。

    （一）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增长源泉

    人均自然资源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现为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高速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日益减弱。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造成资源使用的浪费。一个资料表明，2001年全国能耗费用支出达1.25万亿元，占GDP的13.5%，而同期美国只占7%。中国11个高能耗产业的33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6%左右，这些高能耗部门与国际水平相比，每年多耗能约2.3亿吨标煤（陈清泰，2003）。1998年中国GNP总量占世界的2.1%，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世界的13.6%。虽然从人均来看，中国的排放水平并不高，但按照单位产值计算，中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7%（陈清泰，2003）。此外，中国能源和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受到国际上能源争夺战和价格控制战及其导致的价格上涨趋势的严重制约。

    要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抑制造成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面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各种制约和障碍，迫切的任务是形成一个激励环境，使新的增长方式为人们所乐于采纳。具体来说，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与政绩评价体系相容的政府行为激励机制、环境治理激励机制，以及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是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特别是在资源的所属和环境的责任无法界定清楚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当事人往往追求个体或局部的短期经济利益，而以整体和全局的长期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为代价，造成资源和环境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利用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等手段进行规制，利用直接干预或干预定价等方式加以抑制。

    （二）充分利用和延长人口红利

    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通常假定劳动年龄人口都根据劳动参与意愿而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把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仅仅看作周期性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予以调节的现象。但是，现实中的失业现象并不仅仅是周期性的表现。事实上，中国在改革时期出现的失业现象，更多地是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而产生的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具有持续时间长、解决难度大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因为被高估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从而其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这种情况意味着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

    通过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充分发掘人口红利。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除了依靠市场机制诱致之外，政府也有充分的作为空间，即在不妨碍市场功能发挥的前提下，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推行这种发展战略。政府行为要想到位而不越位，应该以促进稀缺资源的最大化节约，以及促进丰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原则。鉴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树立就业优先原则，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是为了最大化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推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一切有利于就业的政策环境下，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符合比较优势，就意味着有利于扩大就业，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即通常所说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就能保证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贡献份额比较大，同样的物质和人力投入可以获得更大的产出。

    同时，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养老挑战。针对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要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尽可能延长人口红利。

    （三）发展教育培训，以质量代替数量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仅仅是简单的劳动力的优势，更是供给充足的人力资本，即劳动者具有基本人力资本，符合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的要求；劳动力数量众多、供给源源不断，从而保持工资和产品成本低廉，而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则意味着形成一个更具有报酬递增、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就是说，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四）清除障碍，保持劳动力源泉

    未来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已经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正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尚未出现绝对意义上的危机。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是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造成他们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范。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根据是否具有本地户口而定。这种排他性政策的继续实施，严重地妨碍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配置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

    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性障碍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妨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一旦通过消除这些障碍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不仅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经济增长速度会更高。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研究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全部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04）。（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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