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DI既包括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总福利的指标，例如GDP总量（按不变价格或现价计算，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包括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力资本，即总的人力教育资本和总的人力健康资本，应当说它的确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类发展福利，或者说GHDI远比任何其他已有的发展指数，如GDP或总人力资本更好地反映了总人类发展福利。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载《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第17页。笔者认为，在21世纪中国长远人类发展的目标就是提高总人类发展福利。这意味着：一方面中国主要继续提高HDI水平，从2003年的0.755提高到2020年的0.878，长期要达到0.9以上，接近或达到现在发达国家（2003年OECD高收入国家为0.911）或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2003年为0.895）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前瞻性地考虑要保证一定的人口规模，应该至少防止人口负增长，至少防止总人口规模下降；适当提高总人口增长率，适当扩大总人口规模；逐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调整人口城乡结构。

    在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十分有争议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人多是好事还是坏事？笔者认为，这主要不是取决于人口规模，而是取决于人类发展水平。在HDI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人多必然是坏事，既是发展的包袱，也是社会的负担；而当HDI达到高水平，人多必然是好事，既是发展的来源，也是发展的财富。从中国长远发展趋势来看，当人类发展水平逐渐进入高水平（0.8以上），人多就可以从坏事向好事转化，可以从人口包袱向人力资源财富转化。因此要解决中国未来的人口问题，使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且提高人口的总福利。一方面要通过人口政策着手调整人口的规模、结构；另一方面，需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得人口政策的效果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一）人口政策

    一味地减少人口数规模不一定是好事，过去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是迫于人口数量压力，目前人口数量的压力减轻了，而例如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开始浮现，人口政策面临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历史长期积累的问题，人口发展的长期规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用短期政策就能够调整过来，现在看来，我们至少需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从人口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政策调整的作用所形成的逻辑可能是：先严格控制一代人，后主动调整一代人；先控制人口数量，后调整人口结构。因此，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标应逐步转变为以调整人口结构为主，控制人口数量为辅。

    从生育政策来看，曾毅教授提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政策调整设想是适宜的，其方案也是切实可行的，但是调整需要花至少一代人时间。这就需要精心设计在哪些方面开小口子。例如，一方独生子女结婚允许生育二孩，再婚夫妇允许再生育，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允许晚育生两孩。允许各省区根据自己的省情选择少数的县或市区做试点，由国家计生委支持和监督实施，总结经验，稳步实施，不急于一下子推开，以免引起国内外的强烈震动。允许研究机构或学者进行调查研究包括长期预测，甚至开展政策辩论，有关部门应该更多地听取不同意见。

    （二）配套政策

    1.劳动政策

    首先来讨论一下延长退休年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国的老龄化可谓来势汹汹，60岁以上人口到2020年左右将达到总人口的1/5，2050年左右将达到总人口的1/3。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如果作为经济的纯消费人口，尤其是在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条件下，将是经济的巨大负担。事实上，随着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些老年人口中仍然蕴含着巨大的人力资本，如果能够善加利用，不仅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反而会为社会创造财富。老年人口更适合从事脑力劳动或轻体力劳动的职业，而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变，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例的提高，也为老年人口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

    反观我国目前的退休年龄，现行的退休年龄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预期寿命制定的，女性50岁，女干部55岁，男性60岁。据调查，实际退休年龄还要更低，男女退休年龄平均为58.3岁和52.4岁，而且从已退休人员不同年龄组看，平均退休年龄还呈下降趋势。反过来，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从1950年的49岁提高到目前的71岁左右，增加了20多岁，退休人员平均接受社会抚养的年限是在延长的。这就导致老年人口在退休后平均接受社会抚养的年限提高，社会负担加重。我国在职人员与离退休人员的比例已经由1982年的10∶1降低到2002的3.5∶1，离休、退休、退职费占GDP的比例也由1980年的1%上升到2001年的3％以上，更不用说我国目前大多数老年人口没有领取养老金的资格，他们靠自身积蓄和儿女供养来生活，养老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从减轻社会养老压力这个意义上说，延长退休年龄是有必要的。

    那么，延长退休年龄是否具备可行性呢？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印两国的劳动参与率。从图9-14图9-14中国未来的劳动供给状况资料来源：ILO(2004), World Employment Report 2004, Geneva.中可以看出，中国3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基本随年龄的提高而下降，并且下降趋势很明显。中国青壮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要高于印度，但是从55岁以上人口开始，印度的劳动参与率高于中国。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中国降到15％以下，而印度为30％左右。这说明中国提高较高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是有一定空间的。从未来的劳动供给来看，15～54岁年龄人口数量在2015年之后将显著下降，而55～59岁人口和60～64岁人口将成为劳动力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中国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避免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

    因此，我们建议适当延长劳动者退休年龄，男女均延长到63岁或65岁，甚至更长年龄。对个体、私营从业者的退休年龄不做限制。可以先从各类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公务员开始，进而在全社会逐步推广。这样做，既可以减少退休人数总数和养老金总额，也可以提高实际劳动力供给量，提高劳动就业参与率，增加创造全社会的财富总量。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即便是调整退休年龄，也不能改变中国老年人口比例高且加速增加对社会造成的负担问题，只能缓解这一压力。因此，不能以此为借口排除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另外，要充分发挥人口对经济的贡献，还需要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充分就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打破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现行的户籍制度，传统的就业制度，僵化、隔绝的城乡与地区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市场是束缚十几亿中国人民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制性障碍。首先，需要打破城乡格局，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允许并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鼓励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其次，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机制，建立单位与人才和劳动力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采用更为灵活的合约制、合同制，改革目前的人事档案制度，建立集其社会身份、安全、人事、个人税收和纳税等信息的新型档案制度。再次，进一步鼓励人才和劳动力国际间交流、流动，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人力资源，例如，高薪聘任制、绿卡制等，吸引和采取灵活性政策，聘用海外高级人才。

    2.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

    教育政策需要与人口政策相配合，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第一，要打破长期以来非义务教育阶段国有单位的行政垄断（供给管制、价格管制），积极促进竞争机制，激励家庭、受教育者、企业、各类社会组织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私人与社会的教育培训投资来源与比例。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用世界上比例极低的公共教育支出，承办世界人口规模最大、门类齐全的教育，除了义务教育阶段之外，对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不必“包打天下”、“包治天下”，需要引进新思路、采取新机制，大幅度提高私人与社会投资比例。第二，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前提下，调整投入结构，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国家需进一步减少对高等教育占总经费补贴比例和调整补贴结构，补贴对象应区别对待，对那些具有竞争性、私人收益率高的方面少补贴，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对那些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收益高、外部性强的方面予以补贴。第三，中国历来有“活到老，学到老”的传统，应通过老年大学等各种形式的老年教育培训，开发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既使得老有所用，又能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信心，是应对老龄化的一个必然的政策选择。

    3.卫生健康政策

    良好的卫生健康政策也是人口政策能够充分发挥效果的一个必要的配套政策。中国虽然在历史上取得过举世瞩目的卫生健康方面的成就，但改革以后，卫生健康的改善步伐放缓，目前面临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如果不能保持一个健康的人口，或者不能以较低的成本维持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就无法保持经济的竞争力。首先，政府需要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方面担负起相应的职责，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广泛可及，保证全体人民都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其次，要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体系，减少疾病所造成的经济风险。增加个人医疗保险账户的流动性，使其可以随工作地的变更而流动。最后，以“健康老龄化”为目的，进行老年医学科学研究，降低老年人口的疾病负担。通过发展各种形式的老年照料服务机构，减轻家庭照料负担，降低住院照料的成本。

    总而言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开发人力资源、强化人力资本投资、高效利用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始终是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应当说从1973年以来中国成功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条件，适当适时地调整政策，既可以保持中国人口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也可以实现其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胡鞍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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