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认识中国>>国情报告>>2007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字号:
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08-03  发表评论>>

五 制度创新与增长可持续性

正如在第一部分讨论过的,刘易斯转折点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一个时点的表达,其背后更具有丰富的经济发展含义。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更是其典型特征。换句话说,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人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如何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下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需要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

除了刘易斯转折点要求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获得新经济增长源泉这个最为重要和最为迫切的任务外,刘易斯转折点还要求形成一个新的收人分配模式。库兹涅茨( Kuznets, 1955)假设存在着一个经济发展和收人分配关系的倒u字形曲线。虽然有众多的实证反例,但是收入分配状况在时间上呈现一定的变化轨迹的确是事实,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

既然都是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描述,库兹涅茨关于收人不平等先上升后下降的转折点,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从理论上讲,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消失,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相应提高,在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下,经济增长对普通劳动者即原来的低收人群体的需求扩大,导致其工资水

平相对于其他群体提高更快,其结果则是社会收人的不平等程度降低(Richard , 1993 )。从实证角度讲,库兹涅茨观察到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主要由于低收人群体收人份额提高,导致收人不平等程度的降低(Kuznets, 1955)。

库兹涅茨在对各国经济增长与收人分配关系进行观察后,发现长期来看存在着一个有规律性的轨迹,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随着收人水平的提高,收人分配有恶化的倾向,而当收人进一步提高后,收人分配状况得以改善(Kuznets, 1955)。把这种增长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描画成图形,以横坐标代表人均收人水平,以纵坐标代表收人分配恶化的程度(如基尼系数),就形成一个以库兹涅茨命名的倒∪字形曲线。

当人们观察到该曲线的倒∪字形特征时,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然产生,即从收人差距扩大到收人差距缩小的这个转折,究竟是某种发展条件的变化引起的,还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进一步,如果存在一种发展条件,它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出现,并且具有缩小收人差距的功能,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时间出现呢?如果归根结底差距的缩小是政府政策的结果,那么,政府从容忍收人差距的扩大到着力解决收人差距的转变动机是什么?转变的时机又在何时?与刘易斯转折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增长方式、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政府的公共政策及其对社会政策需求的反应程度,都对收人分配状况的变化有重要影响。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这些可能导致“库兹涅茨曲线”逆转的因素,并探讨如何有意识地促成这些因素朝着有利于改善收人分配状况的方向发生变化。

首先是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机制并非天生造就收人分配不公的恶果。事实上,在从一个没有市场的体制起步,到逐渐建立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本身就具有一个收人分配状况的库兹涅茨式倒U字形曲线,即市场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的发育水平提高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收人差距先上升随后下降。这是因为市场本身具有缩小收人差距的功能。从生产要素市场来看,生产要素的流动通常是按照其边际报酬的大小进行的。当一种生产要素在某地区或某部门的投人所能获得的边际报酬低于另一个地区或部门时,要素就会发生流动,从而产生更高的边际回报率,其效果是收人差距的缩小。

从产品市场来看,实际上产品的交换等于用含有生产要素的产品作为载体,代替生产要素进行流动。由此可见,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市场机制中改善收人分配功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以发挥作用。

其次是政府再分配效率提高。政府再分配职能无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收人分配和贫困状况,从而也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被充分运用的缩小差距的手段。然而,政府并不是只要具备了调节收人分配的良好动机,就可以完美地履行这个职能。事实上,大多数收人分配状况不尽如人意的情况,通常与政府再分配能力弱有关。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一个国家内相对贫困的地区,政府征税能力明显不足,以致没有可供再分配的公共资源。同样突出的问题是,即使政府具备了可供再分配的资源,也有足够的动机这样做,如何进行再分配也遇到能力问题。在扶贫领域,如何把扶助资源真正瞄准在应该得到扶助的人群,是一个长期讨论但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第三是社会容忍程度变化。上述可能导致收人差距和贫困状况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都会根据社会对于收人差距问题的容忍程度变化而发生变化。就是说,如果社会对于收人差距的容忍接近极限,就有更大的刺激力量,促使政府采取更加有利于改善分配状况的职能,包括维护统一的国内产品市场,让生产要素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促进要素流动,以及提高政府再分配效率等。

这里所说的社会容忍程度变化可以有两个来源,从而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可能导致社会对收人差距和贫困状况容忍程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从绝对意义上,收人差距和贫困到达了它们的极限。第二种可能导致社会对收人差距和贫困状况容忍程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从相对的意义上,在收人分配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之间,对政策的影响力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政策倾向相应改变。

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长期的供过于求的格局改变,劳动者的分配地位就发生变化,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以更大的努力程度和更快的速度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而调整的方向则是有利于增长方式发挥比较优势,国内市场更加统一,生产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再分配力度更大、效率更高。

这种变化不仅以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信号反映给企业,从而形成工资上升的趋势,还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到政府的公共政策中,以及社会组织行为上面。如果政府和社会对此进行积极的正面的反应,抓住劳动力供求中初现的变化端倪,加快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制度的建设,就可以把“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重合起来,实现收入分配的改善和贫困的消除。

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较低阶段上,资本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因此,资本要素的市场回报相对高,劳动力的市场回报则相对低,社会收人通常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而不利于劳动力的所有者。一个社会的收人分配状况受到收人分配的构成成分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社会收人划分为资本要素收人和劳动要素收人两个部分的话,前者对于收人不平等的贡献大于后者。如果资本收人在全部收人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就会形成较大的收人不平等。

相反,如果工资收人在全部收人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则具有缩小收人差距的效果。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相应下降,从而一个社会的就业更加充分的条件下,在全部收人分配中,劳动工资的收人份额就比较高,资本收人份额则相对降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于更加平等。但是,这种变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有赖于社会能否顺应发展阶段的要求,创造一个充分就业的环境。

因此,刘易斯转折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需求。许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社会经济政策和政府参与其中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结果有直接的影响(Paul, 2006 ),而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又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劳动力市场长期供求关系的变化,相应地带来不同群体对政策影响力的方式,从少数人占主导的“数量悖论”到多数人发挥作用的 “供求法则”的转变(Olson'. 1985;Anderson, 1995),从而一系列利益格局的均衡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内容涉及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相对谈判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城乡之间资源流动关系、不同收人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劳动力市场上受雇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

在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具有现代经济部门特征的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引起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为前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既不具有影响工资决定的集体谈判权,也无从影响地方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因此,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 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碍。其中,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制度。由于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存在,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业压力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从而人为控制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形成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周期性政策倾向(蔡昉、都阳、王美艳,2003)。每当转移劳动力遇到系统性政策阻挠时,他们只好退回到农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经营上面,而农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则周期性地执行剩余劳动力“蓄水池” 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工资分享制”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户收人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人差距的持续存在。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历史上,系统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通常都成为改善劳资关系、缩小收人差距、政府立法和社会政策转向有利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的转折点。但是,国际经验也表明,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做出正确的调整,二元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普通劳动者的排斥性制度安排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引起劳动者阶层的严重不满,进而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通过一种有自身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的。一方面,各种有利的经济增长因素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创造了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奇迹。另一方面,特定的发展时期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也导致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从主要依靠常规生产要素的投人,到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的转变。

同时,经济增长本身也未能自动解决二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随着人口转变新阶段的到来,中国经济迎来其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逐渐消失。由于二元经济结构不仅表现为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野,更是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种特征性概括,因此,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同时意味着对制度创新的紧迫需求,也就是说,解决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充分、收人不平等、劳动者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

正确判断和认识经济发 展 阶 段 的变化特征,并且顺应这种发展阶段转折时期的内在逻辑,推进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问题,对于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促进社会和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摘自《2007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苏向东
   上一页   1   2   3   4  5  


[收藏] [打印] [ ] [关闭]
网友留言 进入论坛>>
昵 称 匿名
留言须知 版权与免责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