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研究队伍

在旧中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在困难的条件下研究藏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了振兴藏学，着手把瓢零星散的各族藏学专家吸收、聘任、选调到藏学研究机构中来，并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

中国政府于1951年6月在北京创办了中央民族学院。学院没置的第一个专门就是藏语文专业。当时，从全国各大学抽调了一批有力的青年人入校培训，新中国藏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工作就此迈开了第一步。这些青年学生在老一代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下，大多成为藏学研究、教学、编译、出版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中央民族学院开办了古藏文研究班，延聘藏族名师授课，进行藏学的语文、历史、宗教、哲学、医学、天文等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从这个研究班毕业的学生很多成为高级藏学人才。与此同时，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高等学府在培养藏学人才方面也做出了很大成绩。

1978年以后，全国有近百名藏学研究生学成毕业，其中半数以上是藏族。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本科生、专科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源源不断地回入到藏学研究的队伍中来。这些中青年学者不囿旧说，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著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中国藏学研究进入了继往开来的新局面。

文物考古工作

在旧西藏，文物考古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只有一些抱着不同目的的外国传教士、商人、探险家和学者对少数地面文物进行过调查，但支离破碎，不成系统。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科学工作者才开始对西藏进行有计划的文物考察。

1959年西藏开始创设文物管理机构。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60年代初期，西藏文物工作者分赴各地，调查、征集到数万件失散文物，其中有举世罕见的贝叶经有西藏绘画艺术的瑰宝珍珠唐卡，还有丰富多彩的民族宗教器具。关于贝叶经的普查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贝叶经是一种用梵文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经书，源自印度，因不易保存，现存世品极少。由于西藏特殊的自然条件，至今仍保存有不少贝叶经，是极为珍贵的文物。贝叶经的搜集、整理、研究，对研究佛教和古代南亚地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普查发现的文物中还有元明以来历代中央政府敕封西藏地方官员的封诰、诏敕、印鉴、金册、匾额，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在拉萨等地修建的石碑，以及乾隆皇帝颁赐的、确定达赖转世灵童身份的抽签用的金本巴瓶等，还有历代西藏地方政权和地方首领上呈中央的奏折、文件、信函等。这些文物不可辩驳地说明西藏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中央政府从很久以来一直行使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

从60年代初开始，文物管理部门还对西藏全区的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古石碑、摩崖石刻等进行调查，基本摸清了全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目前，西藏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昭寺、布达拉宫、甘丹寺、萨迦寺、扎什伦布寺、昌珠寺、藏王墓、古格王国遗址、哲蚌寺、色拉寺、贸布林卡、夏鲁寺、江孜宗山抗英遗址共13处，还有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1处。国家每年都要拨出大批存款和稀有、珍贵材料，用于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维护和修缮。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全面维修闻名中外的布达拉宫，由国务委员李铁映任维修工程小组组长，计划拨款350O万元(约合402.3美元)，至1992年又追加到530O万元(约合609.2万美元)。这项举世瞩目的维修工程耗资之大，在中国古建筑维修工程史上是创纪录的。1994年8月，布达拉宫维修工程胜利竣工。

截至80年代末，西藏考古工作者在全区共发现旧石器地点5处，细石器地点30余处，新石器地点和遗址20余处。此外，在山南、那曲、拉萨等地发现吐蕃时期古墓葬群20余处，墓葬约2000座。

1978年至197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了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卡若遗址，实物遗存丰富，文化特征明显，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对研究西藏的原始文化具有划时代意义，预示着西藏高原考古挖掘的广阔前景。198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拉萨北部曲贡附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证明，这是继昌都卡若遗址之后又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

藏族历史悠久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50年代，藏汉族文化艺术工作者就开始这方面的发掘、搜集和整理工作，结集出版的有《西藏民间故事》等。

198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藏族有古老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艺术遗产丰富多彩，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要十分尊重和科学继承、发展民族的文化、艺术，保护历史文物古迹。”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广泛流传在民间的音乐、舞蹈、藏戏、民歌、民谣、格言、寓言、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截止到1992年底，全自治区共整理出上亿字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艺术资料本，已经和将要出版的有《西藏民间故事集成》、《西藏歌谣集成》、《西藏谚语集成》、《西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戏曲志》、《西藏曲艺志》等大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丛书，全面有效地抢救保护了民族文化遗产。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格萨尔王传》的抢救工作。《格萨尔王传》是藏族民间说唱体英雄史诗，篇幅宏大，内容丰富，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它讲的是以格萨尔王为首的一群英雄同人民一道，英勇机智地与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故事，反映了古代藏族社会的战争、生产、生活、民族、宗教、道德、爰情、家庭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古代藏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学术价值，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美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长期以来，《格萨尔王传》主要以芝人口头说唱的方式流传，有失传湮没的危险。因此，从50年代起，国家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组织力量进行这部史诗的抢救工作。1978年以后，《格萨尔王传》被列为“六五”和“七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这部史诗流传的省区均建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相互配合，共同开展《格萨尔王传》的挖掘、收集、录音、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并举办学术研讨会、民间艺人演唱会等活动。仅西藏自治区一地，以1978年起的10年里，就通过普查收集到不同目录的说唱版本180多个，收集到木刻本、手抄本、油印本55种共83部；整理出的目录，有首部7部、18大宗、149小宗，共174部；录制艺人口共头说唱录音70部，磁带3000多盘；并发现民间传说的格萨尔遗址多处，“格萨尔实物”11件，格萨尔民间传说30多条。预计能整理出80部书，共约100万诗行，1500万字。目前已经出版了20余部书。此外，集中反映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格萨尔研究成果的《格萨尔集成》最近已出版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