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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废除科举制的真相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9-02  发表评论>>
关于废止科举的谕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关于废止科举的谕令。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在中国绵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推出了历史的舞台。 了解科举制度>>>

废除科举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这一变革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科举废除之后,中国的新式教育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历程?

反映废除科举内容的杨柳青年画


杨柳青年画年画内容宣传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提倡建立新式学堂,以挽救国弱民劣局势的思想。

八国联军的庚子之难,促使慈禧下罪己诏推出新政,实行变法;震撼朝野的日俄战争,则使清政府下决心完全废除科举……

“预约变法”上谕: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不易者三纲五常,其他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梁启超: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废科举:假维新里的真改革

引子

1900年8月17日,侵晨。

八达岭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条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贴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语。男子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着半旧黑色湖绉锦袍,“发长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开外,“布衣椎髻”,一副“乡姥姥”模样。虽仅初秋,晨间却是“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而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这男子,便是光绪皇帝;这老妪,则是他的姨妈,慈禧太后。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巡幸”,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中国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难从何来?难,即所谓“庚子之难”(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西巡”,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戊戌变法”后,“帝党”中人虽被杀或黜,慈禧仍对“帝党”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

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随即大倡“保皇”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粗暴干涉内政”,愈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拳”运动。拳民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捣毁教堂,大肆捕杀“老毛子”(谓外国人)、“二毛子”(谓入教之中国人)。时人有诗“赞”曰:“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慈禧则嘉许为“朝廷赤子”,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暴动,对各国施以“惩戒”。怎奈“义和拳”吹嘘的各类“神功”毫不见效,一遇外军的长枪大炮,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两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

若将“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返照是何等气象。

1900年8月20日,下诏罪己,并总结中国积弱之由:“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谓“私”字,即指传统中国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其实就是“私”字作怪,盖“朝廷”者不过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保皇”,终改为“保国”、“保种”,则是突破了这个“私”字,不再汲汲于作什么“最后的贵族”,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例”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过于繁密,操作效率低。窃谓循“例”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后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清代二百余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军机处(省称军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专制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权制衡的格局———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1901年7月12日至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中央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中国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

“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几乎被全部批准,径可视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年8月29日,谕:今后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文章来源: 中国网综合消息 责任编辑: 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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