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人口控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计划生育”。20多年来，“只生一个好”这句口号己深入全国广大城乡。

那么，为什么把生育指标确定为“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这一决策的理论和科学依据何在？它的实施情况和效果又如何呢？

本报记者采访了原国家科委“人口控制与对策”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孔德涌，探知那段鲜为人知却意义非凡的历史。

运用数学模型发现“妇女总和生育率”

对中国的人口发展研究影响最大的，当数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国家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宋健，开始关注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他和同事于景元在世界上首次应用控制理论来探索人口控制问题，共同设计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寻找中国人口控制问题的“关键”。

经过无数的日日夜夜，他们最终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参量―――妇女总和生育率。它的含义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达，即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目。同时，他们又用略普诺夫稳定性理论，计算出这参量的临界值为2.14。

这就意味着，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使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相对平衡，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但是如果超过2.14，则人口永远只是增加，不会减少，如果小于2.14，则人口会逐渐下降。

所以， 2.14成了维持人口系统稳定的关键数字。

为啥一开始就要求“一个娃”

有人不禁要问，2.14这个临界值，不就说明每对夫妇平均可以生两个小孩儿嘛？怎么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开始就要求“一个孩儿”呢？

孔德涌回忆，当时的实际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远远超过了2.14。此外，在广大农村，因为观念问题，计划生育工作很难一步到位。所以，直接实施“一个孩子”的标准，就成了非常现实的要求。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20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这个硬目标。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降到1983年的2.42，1984年的2.35和1985年的2.20。

“马孔于”学派与主流舆论

2000年已经过去，1982年提出的“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却没有实现。“人口控制”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呢？

记者从一张泛黄的、出版日期为1990年1月8日的《科技日报》上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如果这个政策能坚定、严格、顺利地执行下去，预期完全可以实现规定的目标。可是从1984年下半年起……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改变，总和生育率回升为1987年的2.59……新的恶化形势为国内外所焦心……”作者是“国家科委《人口控制与对策》研究小组”。

这个小组成立之时，恰逢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开始之际，“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催生了“软科学”的成长和发育。

人口控制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原国家科委组织以马宾、孔德涌、于景元为核心成员的课题组，对此进行深入地研究。结论是，上面政策若开小口，下面实际情况就是决口，必须回归“一对夫妇一个孩儿”的计划生育政策。

由于他们的学术观点是主张继续严控，国际学术界就把他们称为“马孔于”学派。

人口发展的形势使他们忧心忡忡，为了使人口控制政策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让全国人大代表们了解这一情况的严重性，1986年、1987年和1988年，在这三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马孔于”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研究报告带到会场。

鲜明的观点通过一份份报告传递给了与会代表，很快形成主流舆论，计划生育政策再次得以严格施行。

二十年少生了3亿人口

1981年，宋健、于景元等人口学家根据中国大地资源、环境等条件，算出“中国适度人口应不超过7亿”的结论，并把7亿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最终目标。

他们还根据最优控制理论设计了中国人口控制的优化方案。在经过一段严格控制时期后，选择适当时机，例如在2020年，可以适度放松人口控制，最终，约在2070年左右，人口总数可降到7亿人左右。

这一目标是根据当时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但是，人口系统涉及的因素很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条件以及人们观念的变化，一些因素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其目标也应适当调整。

孔德涌认为：“人口控制在中国虽有坎坷，也带来一些副作用，但这些与其明显的积极效果是无法相比的。它使我国少生了3亿人口，使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有幸享受到‘小康’生活。否则，新增的3亿人口将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1987年，该理论获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尔伯特·因斯坦奖；在国内，也被评为当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课题研究者坚持真理、积极用科学服务于决策的研究风格，在软科学历史上也留下了一段佳话。（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