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人口红利期

在人口转变的后一阶段，易出现人口老龄化倾向。由于出生率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在出生率下降初期，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这一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的效益

严格来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一种“人口红利”。但最早实现人口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因经历时间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并不十分明显，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所谓的“人口红利”效应。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因为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往往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因而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关联性，人口转变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效应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年，结束于1990~1995年,持续了60年左右的时间。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在内，差不多在晚于日本30年后出现“人口红利”，目前这些国家都正处在人口的“红利”期。

“人口红利”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吗？观察上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发展差异巨大。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事实上，“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机会”转变为“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这一“有利条件”或者说“优势”能否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显然依赖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则当人口的“机会窗口”关闭后，“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消失。

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人口红利”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红利”的影响，相反则是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只是最近10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的时候，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左右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中国的人口红利

现在，人们谈及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时，多与改革开放相联系，其实,“人口红利”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期，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高达5.8%的出生率，制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婴儿潮。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已剧增7.5亿。由于营养、卫生和医疗保健上的改善，中国人平均寿命预期由1949年的41岁上升至目前的72岁，名列低收入国家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婴儿潮下，大量廉价、有纪律的劳动力投入社会，投入建设。这批人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消费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中国的工业化从轻工业到电子业，近年更进入重化工业。

国际经验表明，在1970年-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中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然而，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10年，最多15年。人口出生高峰已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之后的人口增长基本上靠惯性和延长寿命来取得。根据美国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CSIS)测算，中国的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年达到高峰，而总人口高峰在2029年前后出现。国内学者在预测高峰的时间上，与此略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即“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接下来的是社会老龄化。

20世纪末，以60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10％为标志，中国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老龄化将达到高峰，城镇的养老负担将大幅提高，医疗费用也随之大大加重。据统计，2015年中国老年人人数将突破2亿，而到2040年将达到4亿。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把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必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由于历史和国情的原因，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却阻碍劳动力自身的发展。当前，消费低迷，根本原因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中等收入群体太小，导致消费能力较低。因此，改变目前许多领域实际存在的“不完全的劳动力成本”状况，按劳动力成本实际构成完全支付劳动力成本，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良性程度，尤其是提高劳动力成本，有助于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

资料显示，中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基础消费品的爆发式需求增长，新消费群体的各类新的需求增长，居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启动中国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

13亿中国人，既是生产的主体，又是消费的主体；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面对新世纪战略机遇期，中国必须从以“廉价劳动力优势”换取积累的模式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轨道。“人口红利”的收获需要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转化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要求提高劳动力成本，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只有使全体公民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充分揭示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真谛。

人口红利和人口债务

“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具体来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不能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而要有效地化解将来的“债务”，必须做好这样两件事：一是必须长时期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必须尽快建立起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