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殷商（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时代的甲骨文字中，已经出现了蚕、桑、丝、帛等字样，以及与丝绸有关的练，染等文字。这显然表明蚕桑丝绸在那个时代已深深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因为甲骨文多是占卜的文字，而商人在那时是无事不卜，无时不卜的。

《诗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里的《国风》即各个地区的民歌，共十五国风，涉及的地区范围广至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等地，有许多诗篇，都涉及到采桑养蚕，丝衣绸服，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与情感世界。如《郑风》中一位直爽的女子用歌声告诫她的恋人：“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可知当时宅前屋后栽种有高干桑树。而《卫风》中狡黠的佳人则一眼看穿了男人的诡计：“氓之蚩蚩，抱布贸丝。非来贸丝，来即我媒”。这反映出丝绸已逐渐成为商品用于买卖。

春秋（公元前722-前481年）时，太湖流域吴越相争，勾践大力发展农桑，并将丝织品献给吴国以求得和平，蚕丝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战国时代的丝织业尤为发达，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仅品种繁多，质地精良，而且产地也有增加，产量巨大，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中国古代儒家经书之一），其《禹贡》篇记载了全国九个州的物产和进贡情况，其中有六个州盛产丝绸，包括丝，白丝、五色丝、织贝等，织贝是一种仿珍贝纹理的丝绸，先染丝，然后织成贝壳纹样的锦帛，华丽而名贵，产地为吴国，即现在苏州一带。由此可见战国时代的桑蚕已经遍及黄河及长江流域。这一时期尤其以齐鲁两国的纺织品最为有名。

桑蚕养殖及丝绸纺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各国重要的经济支柱，丝绸也是各国国力强盛的标志，如战国时代的吴国，地处太湖流域的江南水乡，桑蚕养殖及丝绸生产十分发达，吴国曾派季札等人到中原各国，带去的白锦赤纬丝织缟带让中原郑州一带的人惊叹不已，《左传》（研究中国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传为左丘明作）就记载了当时的苏州锦绣白如春雪，艳如桃花，所以“吴地贵缟，郑地贵纻”。北方晋国的大夫叔向到吴国访问回国时，史料中也记载了吴王以几百人穿锦着绣送别叔向的浩大场面。在这个外交场合，吴王将丝绸锦绣作为了炫耀国家实力的最佳礼仪。

桑蚕丝绸对国家的重要，甚至达到了引发战争的程度。《史记•楚世家》（汉代司马迁著，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几千年的历史）中就记载了公元前519年，吴国和楚国的少女在两国边界的桑田里采桑叶时发生了争斗，两国边界的官员听说后都异常愤怒，竟派出军队来参战。楚国杀死了吴国边界的采桑女，吴王听说立即向楚国宣战，一举攻取了楚国的两座城市。

此外，西周时期设有专门管理手工业的“工官”，丝绸生产从征收原料，到织，练，染，各种工序都设置“工官”管理：典妇工，掌管妇女纺织；典丝工，管征集蚕丝；染人，管染丝染帛；设色工，又分“画，缋，钟，匡，巾荒”五个职位；另有管征集植物染料的职位。

综合各地民歌和历史文献记载，不难发现，在先秦时期，丝绸业已流传国外。《穆天子传》（一部记录周穆王西巡史事的著作）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商队贩卖丝绸到西域地区时沿途风物见闻的记述，只是假托周穆王游巡所见而已。书中记载的路线是商队沿着古代塔里木盆地南缘往西，越过葱岭，到达中亚吉尔吉斯旷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也记载了斯基泰商人绕里海，咸海之北，越过中亚，来到天山以北、阿尔泰以南地区。这是一条横贯欧亚的草原商路。而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也发现了公元前六世纪的中国丝绸衣服残片，可见中国丝绸外传历史之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