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花开

苏州丝绸博物馆复制的唐代花鸟纹锦

唐代的桑蚕养植更加普及，丝织品种、产量、质量都十分惊人。早在唐朝初年，江东节度使薛兼训就曾以重金密命军士将北方丝织技术高超的妇女娶回江南，以提高江南的丝织技术。到唐德宗李适（公元742－805年）执政时，两浙地区已成为朝廷丝绸的主要征收地。

唐代各地丝绸都有代表性的名品，如剑南、河北的绫罗；江南的纱；彭越二州的缎；宋、毫二州的绢；常州的绸；润州的绫；益州的锦等。仅绫一类，就有多达十余个品种，如细绫、瑞绫、二色绫、云花绫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江南地区的缭绫。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公元772—846年)曾任苏州刺史，其间领略过苏州丝绸织造的奇异，曾专门作诗纪念，从诗中对缭绫的质地、花色及纹饰的描绘看，这应是用青白两色织成的一种花绫，而且十分细巧轻薄。苏州地区的贡品中，还包括丝葛、丝绵、绯绫、八蚕丝等极品，深受唐朝皇室的喜爱，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762年），就对吴郡进贡的方纹绫赞赏不已。

唐代丝织业也分官营和民营，官营的丝织由织染署负责管理，主要供应皇室，各地官府还设有织锦坊。

唐朝的中央织染署分工很细，组织也很庞大，共设立了二十五个“作”，其中织絍（织稠叫絍）之作即有十个：布、绢、纱、绫、罗、锦、绮、褐等；组绶（织有花纹的丝带）之作有五个：组、绶、绦、绳、缨；紬线之作四个：紬、线、弦、网；练染之作六个：青、绛、黄、白、皂、紫。

盛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消费品分工的专精。前述汉朝这样，唐朝也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也只有汉唐才能“消费”得起如此名品众多的丝绸。

唐代丝绸中的外来影响

唐代的丝绸面料和服饰都颇具异域色彩，这与随丝路东渐的西域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外来文明对中国丝绸及丝绸服饰的影响从丝路开通就开始了。如丝绸中的缂法，就来自于西域毛织物的缂毛工艺。毛织物在汉代就从大月氏、安息、大秦等国输入，影响了中国的织物和服饰。西域传入的各种乐舞戏服等，也引起了中原人的极大兴趣，包括一些皇帝，如东汉晚期的汉灵帝刘宏（公元156-189年）都深好西域艺术，常常穿着胡商的衣服，饮酒作乐，在他的影响下，当时首都洛阳的达官贵族都以追求胡服，胡乐，胡舞为时尚，这些都成为盛唐玄宗时期胡服热的社会历史基础。

中西亚文明对中国丝绸的纹饰图案影响更加显著。在蒙古诺音乌拉发现的汉代丝织品上，有一匹有翼兽。新疆民丰东汉墓出土的蓝印花布上，既有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半裸式菩萨像，又有中国传统龙纹。在尼雅（今新疆民丰县城以北150公里）遗址出土的东汉绮，上面则有西域常见的葡萄纹。随着佛教的传入，忍冬纹、莲花纹、联珠对鸟、对狮纹等逐渐流行起来，在唐代更是大行其道。那些忍冬纹以对称、均衡、动静结合等手法，组成各种形状的边饰，或者变形为藤蔓、缠枝，与莲花、联珠纹等都具有明显的波斯萨珊王朝艺术风格。青海都兰县就出土过一批唐代文字锦，为波斯婆罗钵文字，意为“王中之王，伟大的、光荣的”，带有明显的异域文化特点。而本身来源于西域在唐代流行的卷草缠枝花卉纹，由于大唐帝国对当时东西方的强大影响力，也跟中国传统服饰被称为“唐服”一样，被特称为“唐草纹”。

总的来讲，大唐丝绸在广泛吸收外来文明的基础上，又将这些新创造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