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公元1206-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其统治势力曾经向西达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

元朝官府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进入中原后，注意发展蚕丝生产，丝绸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

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初进入中国，在他的游记里记载了20多个地方盛产丝绸。从全国来看，黄河下游的丝织生产较前代开始回升，长江下游（主要是江浙一带）在元代继续保持兴盛，而巴蜀地区则逐步衰落，在全国丝绸生产中的地位明显降低。《马可•波罗游记》中曾描述杭州地区“大多数人总是浑身绫绢、遍体锦绣”，甚至达官贵人的葬礼中，也要将大量的“金线织成的绸缎”投入火中焚化。

元代官方和民间都编辑了不少蚕桑丝绸生产方面的技术书籍，尤其《农桑辑要》是元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司农司所编，仅在浙江就印发了一万部，普及甚广。其他如王祯的《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织染类的有《梓人遗制》、《多能鄙事》等，都对栽桑，养蚕、制丝、织机工具等做了详细而系统的总结。如王祯《农书》总结出了六种常用的桑树嫁接方法。又如制丝方面，鲜茧杀蛹干燥处理除了日晒、盐浥外，元代还出现了笼蒸法，《农桑直说》认为“笼蒸最好”，并对蒸茧和缫丝的关系有所认识，《农书》中说：“不要蒸过，过则软了丝头，亦不得蒸得不及，不及则蚕必钻了”。缫丝技术在宋代南北两地有所区别，北方缫车车架较低，机件较完整，丝的导程较短。在缫丝方法上，南方用冷盘，北方用釜，冷盆速度虽慢，但质量却高，元朝的统一促进了南北缫丝技术的融合，到明朝基本上形成北缫车与南冷盆结合，成为后代缫丝技术的主要形制。

在染色工艺方面，元代新增了不少染料，如产于西北地区的优质回回茜根，用于染绛色；产于东北地区的鼠李，用于染绿色，后成为“中国绿”；此外还有大量民间的土染料，也得到了利用，如农村中的桑皮、茶叶、莲子壳、黑豆、榛皮等。其次，用于媒染的助剂种类也有所增加，如黄丹。由于染色技术的提高，元朝丝绸染色的色名已极为丰富，据史料中出现的色名，如红色类计有12种，黄色类7种、青绿类12种，褐色类更高达30种，要在同一种色调中明确地区分出这么多种色彩，有赖于染料的组合、配方、染色工艺的创新，和染色过程的准确控制。元代丝绸色名的丰富，正是染色技术发达的结果。

元代染色工艺多为媒染（红花、靛青等除外），根据染料种类分为单色染和复色染，根据媒染助剂种类分为单媒法、同媒法和后媒法。当时的单色染一般采用明矾预媒、绿矾后染的多媒工艺，也有用同媒法的。复色染一般多用于套染法，很少用拼色法。

元代丝绸欣赏:

元代的花鸟绣夹衫

内蒙古自治区元代集宁路遗址出土的棕色罗花鸟绣夹衫，是目前所知元代刺绣服饰中最为重要的佳作。这件夹衫为对襟直领，前襟长60厘米，后背长62厘米，通长65.5厘米。袖为广袖直筒，袖长43厘米，袖口宽54厘米。该夹衫虽然为元代制品，但其形制仍具有南宋服饰的风格，与北方元墓出土的具有游牧民族风情的衣物有着很大的区别。

这件夹衫的主要面料是褐色四经绞素罗。四经绞罗在汉唐遗址中多有发现，是我国传统的一种罗织物，需要用特殊的罗机子来织造，元代这种罗织物已逐渐少用。有趣的是，这件衣服的衣领和前襟处所用的却是另一种有固定绞组的绞经组织，在这种绞经组织中还插入了挖花工艺，挖花则与后期流行的妆花工艺有着直接联系。因此，这件夹衫在织造技术史上有着较高的地位。夹衫的前襟还有丙个用于系带的花形钮，衬里则为米黄色的绢。

夹衫表面的刺绣是这件衣服最为精彩之处。其刺绣针法有些类似于现今的苏绣，采用了平绣针法，以平针为主，并结合打籽针、辫针、戗针、鱼鳞针等针法。夹衫上刺绣的花纹图案极为丰富，多达99个，花型均为散点排列，大小不同，绝大多数为5~8厘米的散点花鸟纹样，当时称为“散搭子”。其题材有凤凰、野兔、双鱼、飞雁以及各种花卉纹样等，其中以牡丹纹样最多变化又最为生动。其中，最大的花型分布在两肩及前胸部分，最大的一组为37×30厘米，位于两肩袖之上，其主题是一对仙鹤。一鹤伫立于水中央，一鹤飞翔于祥云之间，相望而呼应。鹤旁衬以水波、荷叶以及野菊、水草、云朵等，显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衣服上还有表现人物故事的图案，非常引人注目，其中有：一女子盘坐于莲池旁树下，凝视池中戏水的鸳鸯；一女子骑驴扬鞭在山间枫树林中行走；一戴幞头的男子倚坐枫树下，悠悠自得；一戴帽撑伞人物荡舟于湖上。这些造型设计特别富于江南风味，因此，我们推测该夹衫可能为江南地区所生产，或是由北方官营作坊中的江南织工巧手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