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派来的人

　　一九三六年五月，白色恐怖很严重，天津市委为了适应地下斗争工作的需要，将机关设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地区的长兴里。林枫同志是当时天津市委书记，我的公开职业是天津女青年会劳工部所属的女工夜校教师。

　　有一天傍晚时分，我从学校回家，一进门，看见林枫同志背对着我，站在写字台边，和一位陌生人谈话。

　　这个人，身材较瘦，穿着深海蓝色的绸大褂，面容刚毅，双目炯炯有神，显得很精明强干。他站在林枫同志对面的桌子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林枫同志介绍自己的历史。

　　由于我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林枫同志向他介绍说：“这就是小郭。”

　　他问：“在做什么工作？”

　　林枫同志回答：“在女工夜校教书。”

　　他略为沉思之后，只说一句：“不行，秘密工作应同公开工作严格分开。”然后就告辞了。

　　他走后，老林悄悄地对我说：“可要好好保护这个人，他是党中央派驻北方局的代表，以后管他叫老戴好了。”接着，老林又告诉我，省委已调他给这位代表当秘书了。

　　我问他：“女工夜校不能去了，我怎么办？”

　　老林说：“你就跟着我吧，我们共同保护他。”

　　在白区工作的人，多么渴望见到党中央的代表啊！

　　我们在海河之滨，盼到了亲人，心情自然无限激动，对今后的工作，心中更有数了。

　　我们原来所住的长兴里，来往的人较为频繁，不适于做秘密工作。现在老戴来了，必须另找房子。仲夏时候，我们搬迁到英租界的福荫里一号。这里的房东原是广东籍商人的妻子，现在守寡，客居天津，房子条件较为普通，社会关系简单。出了房门，有三条小道可通大街，地区较为僻静，适于隐蔽，又便于进退。老戴同志每隔一星期，来这里和林枫同志接头；老林也每隔一星期到老戴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这样，他们每星期都能见一次面。老戴同志每次到来，老林总是嘱咐我去放哨、买烟或到屋外去做些事情。我必须应酬房东和里弄看房子的人，免去他们的怀疑，使老戴和老林能安心研究问题。这一期间，工作进行得还顺利，我也逐渐适应了。那时我已十九岁，政治上比较懂事了。一个深秋的黄昏，老戴同老林谈完话后，走到外屋，对我说：“你没有点事做，也是不好受的。现在交给你一种工作，这个工作是真正的‘领导’工作。”接着，他交给我一本灰皮的小书，继续对我说：“这是密码，你就做这件事，翻译电报，不许泄密。”并交代我，译出电报就让林枫同志转给他。

　　当时通电报，上款写洛甫，下款写胡服。有的事情要请示恩来同志，个别重要的问题要报告毛主席。

　　福荫里一号

　　我们在福荫里一号住了大半年，向老戴同志学习了如何从路线、策略上来总结历史经验。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号角传遍全国各地，在世界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九三六年，全国学运的形势仍然汹涌澎湃。初夏时节，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天津，进一步侵吞华北。老戴同志曾经指示林枫同志去同天津市委商量对策。老戴同志建议平津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天津市委立即组织了这一行动。事后，他给我们分析当时的形势，总结以往几次学生运动的经验。他指出：六月十三日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北平学联组织学生向二十九军进行爱国的宣传，争取他们抗日，使他们不阻挠、不破坏学生的抗日活动，起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三月底，北平学生为郭清同学被虐杀而举行的一次抬棺游行，把自己的骨干力量暴露了。这种脱离广大群众、自己赤膊上阵的做法，使学生运动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老戴同志还对我们说：不但要向中下层的群众做工作，对封建军阀也要做工作，说明抗日救国是关系着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也关系着他们的存亡，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使学生的各种抗日活动能顺利进行，同时要组织各种力量保护学生运动。

　　在他的领导下，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天津的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军队进驻天津。这次学生运动是成功的。

　　他要求同志们多写文章宣传抗日民主的道理，并且具体指出：在白色恐怖下，不要动不动就把党内的工作公开出来，把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当作行动口号来宣传，这样别人不容易接受。把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公开出来，就是暴露自己，容易被捕。要提出广大人民大众能接受的口号，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比如要求抗日、要求有抗日的自由等。

　　当时的知识界，普遍存在民主主义思想。老戴同志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比民主主义进步得多！可是，民主主义比法西斯主义还是进步的。”

　　他要我们多和主张抗日民主的教授交朋友。他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去交这样的朋友。通过他们可以宣传我们的主张，还可以掩护我们。”

　　过去白区工作，党的机关往往搞得庞大臃肿，老戴同志指出：“党的秘密组织，不能搞成象执政党的机关。不要什么秘书长、秘书；什么部长、科长等等。我们这里就是几个人分管几件事，这样就隐蔽精干了，同时还避免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即使敌人抓去一个人，也不至于顺着一个人，破坏一大片，抓去一大批。这样可以长期隐蔽，壮大自己的力量。”

　　他又说：“有的同志在革命高潮时，不怕杀头，非常勇敢，成为群众运动的优秀人物。可是，在路线问题上却分不清是非，这就是没有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的缘故。在大的问题上不肯多用脑筋，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常搞飞行集会，每逢纪念日，不管情况如何，都要照例公开开纪念大会，结果把一些好同志葬送了，真是可惜！难道这不是思想上懒汉的表现吗？！”

　　在他的影响下，党内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分清路线是非，增强了同志们的团结。

　　号外！号外！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晨，天津街头传来报童的声音：“号外！号外！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

　　“号外！号外！张学良抓了蒋介石。”

　　我立即开窗，把钱用吊篮顺窗口放下去，让报童将报纸放在竹篮里，急速吊上来。我带着这重要的新闻，去找林枫同志时，他已在楼梯口等候，看过了号外，他连忙把它装进衣袋，说：“这是大事，我马上找老戴去！”

　　回来之后，他对我说：“老戴说，这么大的事情，要好好收集各方人士的反映。”

　　这段时间，老戴同志经常到这里来，听取林枫同志的汇报，收集群众的反映，并和林枫同志谈一些问题。

　　大概在十二月十五日，老戴同志来了，林枫同志向他汇报：现在靠近咱们的教授们都说话了，他们认为西安事变已几天了，北方局一句话不说，这是不对的。咱们一些老的共产党员，对这一点也有意见。大家认为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屠杀那么多共产党员，这次把蒋介石抓住了，如果不杀掉，实在不解恨。党内和党外看到北方局至今不表态，很不满意，甚至说了不好听的话。

　　老戴同志很冷静而耐心地听完汇报，郑重地说：“我们个人受到批评甚至委屈，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还是什么也不能说，沉默比说了好。我们还是要等党中央的电报指示，因为中央知道全局。如果我们说了，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必然造成思想上、舆论上的混乱，到那时候，按中央的指示办，我们就要纠偏了。与其乱了再纠偏，莫如现在沉默。待中央的指示来了，我们照中央的指示办，这样更稳当。”

　　我们听了老戴这番话，都感到他既有组织原则，又无私心，毫不表现自己。对他这种精神，我们心里更加佩服。

　　不久，党中央来电指示，西安事变要和平解决。为贯彻这个指示，我们要做很多说服工作，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同意的，有不相信的。各阶层人士想法很多，一些教授和党员都有不满的情绪。

　　老戴同志并不以为然，他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各方面的人士，不了解我们党中央的意图。国共对立这么多年，内战也十年了。国民党杀了我们那么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毁掉我们的苏区，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激起了大家对蒋介石的深仇大恨，要杀蒋是很自然的。张学良实行兵谏，是要逼迫蒋介石抗日；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何应钦，倒是想借此把蒋介石置于死地。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我们要争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要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我们有利。老戴同志要我们懂得党中央的策略性。他教育我们对党外人士的要求不能和对共产党人的要求一样。共产党人是要无私。无私才能彻底理解马列主义，才能正确应用它。

　　群众“左”了，需要我们去正确引导；领导“左”了，损失就大了。所以，群众“左”，你做领导的不要“左”。

　　按照他的指示，平津的同志们去说服各方人士，使他们拥护党的主张，团结在党的周围。

　　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便于领导，一九三七年二月，北方局搬到北平。老戴同志暂时住在我们家——砖塔胡同四眼井。

　　在此期间，老戴同志工作非常勤奋，每天给党中央写信，总结和汇报白区工作的经验。有时，他要我帮他抄写。他写累了，就在室内踱来踱去。有时我们有意让他休息一下，就请他讲讲苏区以及红军打仗的情景。我们很羡慕红军，很想到部队里去。他说，即将发生的抗日民族武装斗争，我们每个党员，毫无例外的，都将参加到抗日武装斗争中去。又说，你们别看我们现在这样落后，等把日本鬼子打出去，解决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之后，建设新中国，我们就会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来建设国家。我们听后深受鼓舞。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中央电示，让老戴同志回延安开党代表会。

　　三度重逢

　　芦沟桥事变后，老戴同志和彭真同志从延安回到太原。彭真同志给我们来信，让林枫同志通知北方局的同志们，到太原重新分配工作。北方局在太原成城中学校址办公，这里是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彭雪枫同志。

　　老戴同志在太原，有一天来看我们。他说：“现在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吸收他们参加武装斗争。”

　　据我所知，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党动员了太原兵工厂的工人、纺织厂的工人和同蒲铁路的很多工人参加部队，还组织一些工人去延安学习。

　　当时，有人问：“还提不提‘保卫华北收复平津’的口号？”

　　老戴同志说：“从政治上讲，收复平津没错，要提‘武装保卫华北’，‘武装保卫山西’。”

　　一九三七年平型关战役之后，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紧张地进行着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老戴同志又回延安去了。

　　在北方局秘密工作这段时间，他的教导和帮助，使我们难以忘怀。我们怀念着他。但是，他究竟是谁呢？

　　一天，林枫同志带来一本〔美〕埃德加·斯诺著的《西行漫记》翻开书中一张插图照片给我看，问我：“这是谁？”

　　“是老戴！”我兴奋地回答。

　　我真是欣喜万分，怎么也没有想到：老戴就是刘少奇同志！

　　过了一段时间，我有机会到了延安。

　　有一次，陕北公学成仿吾校长请少奇同志做关于创建华北根据地的经验报告。报告会在露天举行，他面前放着一张白木板桌子。我参加了这个报告会。散会之后，少奇同志和成仿吾同志一起走，他就向成仿吾同志介绍说：“她是郭明秋同志，同我在北方局一起工作过。”

　　不久，当党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去华中时，他问我愿不愿意同去。当时林枫同志在山西抗日前线，我也没有可能同他商量，当场就回答：“我想在延安多学习学习。”

　　为了抗战的需要，杨尚昆同志从中央组织部要了一批同志回前方，我也随同前往。我在黄河边上，见到林枫同志时，说了此事。当时，老林说：“你怎么不去呢？”

　　我答：“你不是在这里么！”

　　老林又说：“如果你跟少奇同志去了，我不也就去了么。”

　　林枫同志很愿意跟少奇同志一起工作。他常说：“少奇同志很有学问，为人既坚持原则，又宽厚。”

　　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初，少奇同志从新四军回延安，路过山东，经过太行，通过敌人重重封锁线，来到山西兴县贺龙同志所领导的一二○师师部休息几天。当时师部设在蔡家崖，距我们所在地约三十里。

　　林枫同志得知少奇同志到后，就前去看望他。林枫同志去后呆了一天，因为少奇同志想见见我，就派警卫员带马来接我去蔡家崖。这段路，要随着弯弯曲曲的蔚汾河行走。当时，我把四个月的女儿，用大棉袄包起来，抱着她骑马前往一二○师师部，在石窑洞里见到了少奇同志。

　　这个窑洞，有东西屋，中间有过厅。少奇同志住在东边一间，林枫同志住在西边一间。我去见少奇同志时，他正端坐在靠背椅上沉思。他见到我就要起来，我们没有任何寒暄，他仍然是那样严肃地注视着我，我几乎落下泪来，好象有千言万语要倾诉给他，可是，我什么也说不出，只对他说：“少奇同志，你又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可是，我又抱了一个小孩。”

　　他发现我情绪不对，忙说：“培养革命的下一代，也是工作。”

　　少奇同志真能体察干部的心理活动，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我很快就退出来。

　　当他同林枫同志谈到一九四二年是解放区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时，少奇同志说：“要坚持抗战，度过困难，就要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这次回延安，我从山东来，沿途都讲了这个问题，主要是深入地发动农民。”

　　少奇同志过兴县的时候，贺龙同志已经先去了延安。一二○师师部是周士第参谋长在主持工作。晋绥分局在蔡家崖组织了党政军数十人参加的干部会，请少奇同志讲了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问题。同时也讲到参议会和团结抗日的开明士绅的事。他认为，最根本的是发动农民群众，切实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要给农民实际利益，主要靠农民支持长期抗战。少奇同志的讲话，给晋绥干部开展群众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当时，他鼓励我们要开好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大会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

　　至理名言

　　解放初期，少奇同志出国访问回来，路过沈阳。林枫同志和我当时在东北局。东北局召集干部会议，有几十人参加，请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话。他讲话的详细内容，我记不得了。但是以下的话我还记忆犹新。

　　有一位同志问少奇同志：“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少奇同志回答：“是的，不过你们必须按毛主席规定的以下政治公式，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提法，才是准确的。”

　　接着他说，现在革命成功了，老干部有条件学习了，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管理好城市。以后的工作，是城市领导农村了。也要学习文化，不要再过若干年，还说自己是“大老粗”。管理城市有一套学问，我们的同志好多东西不懂，包括我在内。比如说简单的事吧，人人每天都刷牙，不见得每人都答得出来为什么要刷牙，我原来只知道刷牙是为了美观和保护牙齿，但不知道晚上也要刷牙的奥妙。还有城里打扫街道，本来打扫街道应该在夜间，可是我们把打扫街道放在白天，灰尘扬起来，灰哪里去了？都吃掉了。此类事好多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需要学习。

　　当我听到他讲老干部要学文化的时候，我回忆起他在白区工作的时候，就批评过当时白区党内不敢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他曾说过，你跟老工人讲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他是很容易理解的；跟学生讲就会觉得难懂，要提拔工人干部是正确的。知识分子一旦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可以作许多革命工作，党是很需要的。

　　在立三路线的时候，以为让工人做党的最负责的工作，才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这种理解和作法不对。不敢使用知识分子干部，就不实事求是，这叫作不会办事。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只要党的领导正确，革命时间是可以缩短的。那是我在白区第一次听到，什么叫“实事求是”。

　　少奇同志很重视党内团结，他跟我们说过，同志之间应该团结，要象伯牙和钟子期一样是知音，要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的友谊。他不赞成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整自己的同志。他说：“士为知己者用嘛！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呐！人不能老是行时，在你背时的时候，有人还了解你，就是知己了。”

　　当谈到党内斗争时，他说：有的同志在敌人的审判庭上，在火线上都很勇敢，可是面对党内的斗争，就感伤备至，以为到了党内，就是回到温情满怀的母亲这里来了。这就把党理想化了。社会上有什么，都会反映到党内来，社会上有斗争，党内也就有斗争。有的人会被打击，就背时了，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等组织上调查了解。但在组织原则上要服从党。好的同志就要忍让，好的党员最顾全大局，最识大体。要经得起考验，跟群众在一起，一段时期的困难和失败过去了，证明你对了，就相信你了。要善于等待，善于团结。不要闹无原则的纠纷，比如说，某某某反对某某某了，就是无原则的话；应该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就好了。

　　少奇同志的这些至理名言，一直是耐人寻味的。

　　（选自《红旗飘飘》第二十期，胡德勤、李萍整理，本报略有删节）（人民日报1980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