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重工业畸形发展，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物资奇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供应极度紧张，人民生活普遍下降，城乡许多群众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饿死的人不少。严峻的经济困难使刘少奇震惊、痛心。作为共和国的主席，他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对不起全国人民。作此期间，他竭尽全力纠正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为克服经济困难，挽救危局日夜操劳。

（一）

　　1960年6月8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10日，刘少奇在主持有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府上直言不讳地说：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工作中发生了较多的问题，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计划偏大，要求过急，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都有责任。错误必须纠正，否则就会进一步扩大。

　　当时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左”，许多干部贪多求大，热衷于铺摊子，急躁冒进思想相当严重。在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针对这种错误思想批评说，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在基本建设方面思想还没有变化，总是想多搞基本建设，不肯下来，急于多上马一些项目。这样搞下去，还是要继续被动。我今天再提一下，基本建设还得根据有多少材料、多少劳动力，决定上多少项目，而且是一仗一仗打，一个一个搞，能够搞多少就算多少。总之，在基本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问题上要在这次争取主动，各部门和各省、市的同志要下决心，不要搞那么多基本建设。

　　由于经济困难十分严重，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继续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8月10日，刘少奇作总结性讲话，突出强调要压缩基本建设项目、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业支援农业。他指出，至少在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提到第一位，各方都不要妨碍农业；工业，要积极地搞，除尖端工业以外，其他工业要尽量地为农业服务，对农业有帮助。经过深入讨论，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然而，由于党内思想不统一，“大跃进”以来大大滋长的“左”的情绪仍很严重，所定各项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困难仍在继续发展。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准备。 会上，刘少奇一再发言，要求纠正“左”的思想情绪，实事求是。关于经济计划，他说：看来去年（指1960年）由1840万吨钢增加到2040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今年制定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问题。关于农村，他说：看来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今后我们各级领导要特别小心地对待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搞得好一点。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确定1961年所有社队都必须贯彻党中央的政策，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彻底清算平调帐，坚决退赔。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随后，党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会议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对毛泽东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的意见，刘少奇完全拥护，并身体力行。1961年春，他在湖南农村作了44天的调查。这时，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刘少奇选集》编辑小组，搜集、整理、编辑了他的一些文稿，要求向他汇报，听取指示，以便进一步工作。刘少奇安排了与编辑小组的会见。他在尽量耐心听了汇报以后，只是以和级的语气简单地提了下哪些篇目可以删去，哪些篇目可以增加。然后反复地说，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不能不集中于研究当前情况和解决当前问题、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刘少奇调查完毕问到北京，编辑小组又去找他作第二次汇报。他再次表示，要集中精力抓紧当前的工作，确实没有心情去重读过去的文章。

　　中共中央在1961年5至6月间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经济调整问题，重点是农村工作。这时候，党内不少人把产生困难的原因完全归于天灾。刘少奇根据他在湖南农村调查中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以大无限的政治勇气，实事求是地指出，困难的原因在大多数地方主要是由于党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引用湖南农村老乡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指出，反右已反了好几年，现在应当考虑的是反“左”。他在5月31日的会议上大声疾呼，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城里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刘少奇分析说，现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说：“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须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是取决于农业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额以上，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农民吃用以后剩余下来的粮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品粮，它决定着我们可以办多少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事业。当前粮食紧张，所以工业也好，学校也好，都没有办法多办。总起来讲，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办法，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真正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轻、重为序的发展方针。比如钢的产量就要从1840万吨退到1400万吨，纺织工业由1000万锭子退到500万锭子，其他方面也有这个问题。后退好了，就可以把比例搞适当，同农业战线的比例就协调了。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推动下，1961年的调整工作开始启动。但是，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影响深重，许多干部的思想不端正，有的人怕被指责为“右倾”，有的人头脑继续发热，有的人不肯正视困难的现实，不少人对调整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执行不力。因此，调整工作步履迟缓，困难重重，高指标一压再压仍压不下去。这些情况表明，要使“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得到真正的贯彻，必须进一步在全党做说服教育工作。为此，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借以统一全党思想。

（二）

　　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和各省、地、县、重要厂矿企业党委以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因而称为“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以书面形式提交大会讨论。与会者绝大多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会议气氛十分活跃。书面报告根据讨论的意见修改补充定稿。报告指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报告分析了当时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在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明确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责任是谁的？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市负责；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责任。各有各的帐。这时他又代表中共中央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报告一方面说明，中华人民工共和国建国以来，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两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这个不长的12年时间内，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人成就。一方面指出，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要缺点和错误是：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现象。比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由于要求过高、过急，许多地方、许多部门进行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上，在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方面，都犯过瞎指挥的错误。例如农业方面乱改耕作制度；工业方面任意废除规章制度等。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 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讳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而，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还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发生了许多讳反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现象，使得经济生活中集中 统一的领导受到了破坏。 再有，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企业和事业单位不适当地增加过多，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非生产人员比得加大，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党政机关的机构比过去更加重叠臃肿，在这种情况下，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有了很大滋长。

　　报告说，这些主要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一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骄傲自满，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原则。

　　报告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多、快、好、省是互相制约的，不能片面强调多、快；以农业为基础是我们的个根本方针，在农村生产关系上，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个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一定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是上面列举的几条，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有局限性，但是，毕竟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为会后纠正“左”的错误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还对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的讲话。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从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错误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的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经验 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

　　 刘少奇还批评说，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是错误的。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惟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要做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客观的条件，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和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

　　刘少奇还劝告大家说，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蛮干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

　　会后，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对统一全党对当时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加强团结，统一行动，坚决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春风化雨般的作用。

（三）

　　七千人大会后，调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一些潜在的经济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1962年2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因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被称为“西楼会议”。会上发现国家财政有50亿元的赤字没有报上来，刘少奇严肃批评了有关部门这种隐瞒矛盾、措施不力的错误。陈云在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会议分析当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仍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刘少奇对陈云的讲话表示完全赞成。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把陈云的讲话和会上其他同志的讲话批转全党。

　　为便于调整工作的深入进行，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主持这方面的大量工作，刘少奇等商议重新成立中央财经小组，并提议陈云任组长。刘少奇还到陈云家里，登门请富有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出来统管财政经济工作，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陈云为刘少奇的诚挚之情所动，也就不顾一切，出来鼎力相助。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西楼会议的汇报，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此后，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央财经小组对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进入了一个决定性阶段。调整计划把工农业的总产值由1400亿元降到1300亿元，农业总产值由450亿元降到420亿元，工业总产值由950亿元降到880亿元，原煤、钢、粮食的指标也作了较大幅度的下调，基本建设投资也作了相应的压缩。

　　4月23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调整1962年计划，他强调指出：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的，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经济形势没有大好形势。对困难估计多一点，危险就少一点，或者没有危险；估计不够就有危险。现在国民经济全面失调，要全面调整，要有秩序地撤退。现在的调整计划是否退够？可能明年还要退，关一批工厂才能保证一批工厂的生产。现在做得越坚决，情况会好得越快些。如果现在怕拆摊子，以后就会大拆摊子。

　　在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向中央提交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时，刘少奇依然猛敲警钟：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他说，目前的形势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这一点要跟干部讲清楚。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那么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因为现在城市里要下两千万人，工业要继续往下减，基本建设要原地踏步。一般来讲，目前的政治形势是好的。但是、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不好，政治形势就那么好呀？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所以，我们要很警惕。他还讲明要前进需先退后一步的道理，说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掉这么多工厂，指标调低，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继续前进。这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5月下旬即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党，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主要是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在1961年精简的基础上，再精简职工1000万，减少城市人口1200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基建投资由384亿元减少到67亿元，积累率由39.6％下降到10.4％，施工项目减少2／3以上；缩短工业战线，关、停、并、转，工业企业数1962年比1959年减少了38％，还降低了大多数重工业的生产指标；从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1962年的人规模经济调整终于取得显著成效。到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首先是农业生产开始回升，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结束了连年下降的状况。财政收支实现平衡并节余了8.3亿元，市场供应有所缓和，人民生活略有上升。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在调整政治关系方面，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召开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种向党外人士通了气，说明了几年来国内工作的错误，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此外，进一步推动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的干部和党员的甄别平反。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国内的政治形势进一步稳定。（朱元石 选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刘少奇风云岁月》）《人物》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