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环球必是赤旗世界

“五四”前后，在我国又出现了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犹如波涛汹涌的洪流，冲垮了“孔家店”地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堤坝，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思想都作为“新潮”涌入中国。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等等，纷纷登上“五四”时期的中国舞台，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李大钊同志开始也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宣传的是民主主义思想。那时他所憧憬的“青春的中国”，就是法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焰，照亮了黑暗的旧中国。在茫茫黑夜中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李大钊，受到极大启示，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他从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税利武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李大钊迅速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放声讴歌十月革命，热烈欢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预言人类历史将揭开新篇章。他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滔滔滚滚的革命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又说：“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他坚信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照耀下，中国革命一定会出现新局面。十月革命，既“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就必然引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共产主义的灿烂光辉必将把全世界照得一片通红。李大钊同志高举着真理的火炬，走向祖国大地，走向青年一代。他纵情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中国，李大钊是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勇敢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买办文人胡适“就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他破门而出，恶毒污蔑谈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叫嚷“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反对在中国进行彻底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对这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动思潮的进攻，李大钊同志怒不可遏，奋起反击。他愤笔疾书，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旗帜鲜明地向社会“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对胡适的谬论，义正词严地予以批驳。他郑重指出：“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因此“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驳斥了胡适把问题与主义割裂开来的谬论，反对改良，坚持革命，最根本的是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从黑暗牢狱中打出光明来

李大钊同志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五四”前他写的那些歌颂十月革命的论文，激励和哺育了年轻一代，呼唤了“五四”革命风暴的到来。

大钊同志通过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新潮社等社团，组织和团结了一批先进青年，其中许多人（如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许德珩等等）都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一九年四月底，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学生痛感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五月四日，三千余人齐聚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高喊“内除国贼，外争国权”口号，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爆发了。李大钊密切注视运动进展逐步引向深入。学生被捕后，他和蔡元培等积极营救；蔡元培被逼辞职出走，反动派阴谋改组北京大学，李大钊便联合其他教职员奋起抗议。沙滩红楼里他那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成了革命青年经常聚会的场所。他常与学生领袖们在这里交流运动进展情况，研究深入的办法，给青年们以直接指导。五月十八日，大钊同志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为运动的深入提出了明确目标。他明确指出：“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他说，我们的目的决不“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而是要以“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

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达到了，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远没完成，革命青年任重道远。这时，李大钊同志及时教育青年切莫对反动派产生幻想。引导大家坚持斗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青年们速向农村去吧！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使李大钊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他把实现中国回春的希望，寄于工农群众。

大钊同志十分关注工人阶级的状况，亲自作调查，撰写《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封建把头对工人的敲榨勒索，派人到长辛店等处办工人夜校。他是我们党从事工人运动的先驱。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五四”时期，大钊同志就对我国农民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号召如知识青年们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李大钊同志一九一九年二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就深刻阐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大钊同志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是由于“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造成的。他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组织和发动农民，“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大钊同志劝告那些“跑在城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的青年们，“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他严正指出，一些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久而久之，就要“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悉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他热诚希望青年们到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作调查研究，“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要“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那“黑暗的牢狱”般的旧中国早已被彻底砸碎，光明的新中国正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突飞猛进。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青年，一定会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牢记革命先烈的遗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阔步前进，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人民日报》1979年05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