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环节俄国挣断了帝国主义的锁链，它不仅为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奠定了基础，而且大大推动了全球各个角落的解放运动，争取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运动。
十月革命对中国解放运动的顺利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受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被帝国主义列强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帝国主义的走卒封建军阀集团在这里掠夺抢劫。中国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君主统治，名义上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但其实既没有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也没有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辛亥革命结果的历史局限性，只是加剧了民族危机，对能否真正复兴中华产生了怀疑。一些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虽然到过西方，考察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制度，但从中却得不到使他们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是：中国人民怎样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封建主义的枷锁，走什么道路，采用哪些方法，以及依靠哪些力量才能解决本国的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前夕写道：“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1964年版，第504页）
李大钊是中国先进分子之一，他比其他人更早地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及其对祖国命运的意义。十月革命成了李大钊世界观形成的转折点，成了他全部生活和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为了弄清这一转折的性质，不能忘记，由于革命而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给俄国劳动人民带来了什么，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宣布了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的进步力量如何对待这一政策，因为正是李大钊典型地表达了当时中国社会进步人士的愿望和情绪，而且作了最鲜明、最深刻和最彻底的表达。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纲领性文件奠定了社会主义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的原则。1917年10月26日(公历11月8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弗·伊·列宁制定的和平法令。正当骨肉相残的世界战争紧张之时，和平法令呼吁停止战争，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开始谈判。它谴责各富强国家为了瓜分别国而进行的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苏联政府立即宣布废除秘密外交，废除损害其国家的秘密条约，放弃国际条约和协定中规定的统治阶级靠牺牲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而得到的特殊利益和特权的条款。
《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中规定了苏维埃国家国内民族政府的基本原则：享有平等与自主；享有直至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自决权；废除一切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权与限制；各少数民族和人种自由发展。
苏维埃政权永远消除沙皇奉行的殖民压迫政策，在1917年11月20日(公历12月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中规定了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对外政策原则。苏维埃共和国宣布，它将在平等、相互尊重和友好以及苏联各族人民声援并全面支持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基础上同东方各国建立关系，同时呼吁正在斗争的各族人民也支持俄国各民族的革命斗争。
弗·伊·列宁在揭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对各被压迫民族关系原则的国际主义性质时强调指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对阿富汗、印度等等伊斯兰教国家的态度，也同我们在国内对人数众多的伊斯兰教徒和其他非俄罗斯民族的态度一样。”（《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9卷，第114页）
民主和平和国际关系新原则的纲领，同帝国主义各国的强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听命于反德集团诸大国的北京封建军阀政府，同各帝国主义政府一样，对此保持沉默。它继续承认克伦斯基政府旧俄国的外交代表。不仅如此，北京政府于1918年5月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关于反对苏俄的秘密军事协定，不久就加入了帝国主义各国对苏维埃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武装干涉。为了把外蒙变成对苏俄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中国政府于1918年10月将军队开入外蒙境内。
虽然北京政府持敌视态度，但苏俄却在始终如一地寻求使两个邻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并力求使中国劳动人民了解这一政策。为此目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1919年7月25日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致中国人民及南北政府宣言。这是在凡尔塞和约签订之后不久，《和约》不仅没有考虑在战争中站在协约国一方的中国的利益，而且使其丧失了复兴的一切希望，它把在中国领土上的德国租界转交给了已经开始对中国大肆扩张的帝国主义日本手中。
正在这艰难时刻，苏维埃政府向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和兄弟援助之手。宣言称，苏俄和红军“经过乌拉尔到东方去不是为了使用暴力，不是为了奴役别人，不是为了征服……，我们带给各民族的是解放，使之摆脱外国剌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外国的桎梏正在使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其中首先是中国人民窒息。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对我国劳动阶级的援助，而且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宣言向中国人民提到，苏俄放弃了沙皇政府为奴役东方民族而同日本、中国和前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愿意同中国政府就废除这些条约举行谈判。
宣言十分明确地宣布，苏维埃政府“取消俄国商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特权，所有贸易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都不得干涉中国的事务，如若犯有罪行，应受当地法庭的公正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庭之外，不应有其他政权和其他法庭。”（《苏中关系(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第43、44页）宣言重申了苏维埃政府以前宣布的关于放弃“庚子赔款”的决定，然而北京政府却继续非法地将赔款支付驻给中国的沙皇外交官以支持他们的反苏活动。
苏维埃政府表示准备立即同中国人民的代表就两国建立正式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以便一劳永逸地正如宣言所说的消除沙皇政府伙同日本等盟国对中国人民实施的一切暴力和非正义行动。
北京政府向中国人民隐瞒了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和建议。
侨居俄国的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中国大约派出了十五万工人去俄国后方工作。十月革命后，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回国，而大部分留在了苏俄）最早认识到了十月革命的解放使命及其对中国的意义。1918年4月，彼得格勒中国侨民区的代表向中国人民发出呼吁，呼吁书中说道：“在俄国的工人，由于命运的支配而跻身于世界革命的先锋之间……他们应当记得，中国革命的命运是同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只有同俄国的工人阶级紧紧团结在一起，被压迫中国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引自贾丕才：《苏中关系》，莫斯科1958年版第21页）
中国工人积极参加了反对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势力的共同斗争，这鲜明地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同俄国各族人民的斗争是团结一致的。千千万万中国战士同俄国工人和农民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肩并肩地战斗。
从革命的俄国回国的中国人，不顾国内受到的各种迫害，向本国同胞带回来了关于十月革命和艰苦的争取新生活的斗争的真象。苏中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就这样开始了，它是由其优秀的儿女的鲜血凝成的。
中国进步力量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自身解放的曙光；保守势力则相反，从中看到了对自身幸福的威胁。
中国广大公众获得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受孙中山控制、客观报道俄国情况的《民国日报》在1917年11月10日和11日报道了苏维埃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的消息。《民国日报》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的角度向其读者详细地解释了十月革命的纲领，它说：“吾人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俄国革命之要求惟何?曰人权；日民权。惟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可；惟争民权也，故非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不可。吾国之革命要求亦然也。”（引自彭明：《中苏人民友谊简史》，莫斯科1959年版，第66页）
《劳动》杂志阐述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内外政策的内容，谴责了企图把十月革命说成只是人民“怒火的爆发”和“某种骚动”的中国反动宣传。杂志解释说，俄国革命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的不平等。杂志称赞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军队、没收富人财产等措施；支持了提供“和平喘息时机”以医治战争创伤和组织生产的布列斯特和约。杂志强调指出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杂志发表了(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列宁的传记，传记中指出，列宁的“活动是符合时代的要求的”。（引自《苏联历史》1962年第一期，第166、198页）
中国的老一代民主革命活动家欢迎十月革命胜利。1918年春，孙中山在会见日本和印度记者时要求承认苏俄，并号召广泛宣传十月革命思想。同年夏天，孙中山从上海向列宁发了贺电，祝贺革命取得了胜利。贺电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阶层对十月革命、苏维埃人民反对外国干涉的武装斗争经验、同被推翻的压迫者所进行的斗争以及对他们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镇压产生了兴趣。在先进的中国人中间开始产生了要亲眼看一看这个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邻国所发生的一切的愿望。他们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宣传所散布的歪曲事实和诋毁布尔什维克及其政策的有关苏俄的一切谎言，产生了怀疑。
苏维埃政府允许西方政治活动家、作家、学者，其中包括像赫伯特·威尔斯、伯特兰·罗素等这些知名人物了解苏俄的国内情况。它也向中国公民提供了访问俄国的同等机会。此外，忠实于国际主义职责的苏维埃政府，还同意接收中国学生到莫斯科和其他一系列城市去留学。
据何香凝(廖仲恺之妻)回忆，孙中山已和苏维埃政府通信，打算派遣数名他信任的人，其中有廖仲恺和朱执信，去俄国学习。为此目的，孙中山聘请同共产国际代表小组一起来中国的м·ф·库兹涅佐娃任他们的专职俄语教师。自1920年下半年起，培训去俄国学习的人员的工作是比较有组织的。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举办了勤工俭学活动，勤工俭学人员正在准备去俄国，为此目的而学习俄语，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中也在进行这样的准备工作。
由于同帝国主义列强勾结的北京当局奉行镇压政策，去俄国的组织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日本军阀的机关报《大坂每日新闻》就此事写道：“在中国激进的青年中，有许多人拥护列宁主义……为了制止这一点，应以武器和贷款大力支持北方军人(即北京封建军阀政府作者)。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北京当局竭尽全力不让中国人民知道苏维埃政府1919年7月25日的宣言，尽管如此，宣言在推迟八个月之后，于1920年3月，终于在中国报刊上露面了。1920年五一节出版的《新青年》全文刊登了宣言，并附有典型的评论专辑。杂志在简要概述中提出了以下五点建议：1、承认俄国的这一行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之举；2、对苏维埃人民和苏维埃政府表示感谢；3、苏维埃政府放弃在华一切特权之事要签订正式文件；4、断绝同沙俄和克伦斯基政府的外交代表的关系，正式承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5、在反帝斗争中同俄国人民联合起来。”（引自米罗维茨卡娅：《中国争取承认苏俄运动(1920—1924)》，莫斯科1962年版，第18页）
当然，对苏俄的革命性事件及其政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保守势力包括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采取了敌视的立场，并力图影响社会舆论。然而，在舆论中占上风的是一种好的倾向，而且这一倾向还在继续发展。美国著名研究人员周策纵证实道：“1920年3月底，中国知识分子知道了苏维埃政府的声明，这件事对五四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知识分子深信，与日本的21条和压迫中国的其他形式正好相反，也与力图在华保持特权和歧视权的西方各国的要求相反，中国人有充分理由热烈欢迎苏维埃政府的建议。中国知识分子对北京政府的对俄政策及其对俄国建议的冷淡态度感到不可理解……1920年春以后，在五四运动下一个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意苏俄了。并非所有知识分子对苏俄都采取一样的态度。尽管有一批人对苏联仍持敌对态度，但亲苏倾向却在继续增长。”（周策纵：《五四运动》，坎布里奇1978年版，第211—214页）
上述例子证明，至1920年中，在评价俄国发生的事件的问题上，中国的舆论已经成熟了，迫使北京政府同苏俄关系正常化的这种舆论压力正在加强。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并不感到意外。他极其仔细地关注着俄国革命事件的发展。二月革命后，他不失时机地撰写了许多文章，分析了这场革命的原因及意义。（《甲寅》报1917年3月19—21、27、29日曾刊登李大钊的三篇文章：《俄国革命之远因与近因》、《俄国共和国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李大钊认为，俄国君主制度的崩溃和群众民主觉悟的提高是二月革命的主要成果。同时他认为，俄国革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是鼓舞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榜样。李大钊写道：“今以俄人庄严璀灿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宜引俄为前车而速自觉察者也。”
李大钊的洞察力令人感到吃惊，虽然推翻罗曼诺夫王朝使他联想起了中国的辛亥革命。他懂得，中国革命尚未完成，为了捍卫共和的成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认为欲达此目的，中俄两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必须团结一致。他指出：“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史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李大钊在分析俄国革命对中国政治发展前景的影响后得出了完全正确的、有根据的结论，即既然中俄之间“存在因果之定律”，这就足以使两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见李大钊：《言论选集》，莫斯科1965年版第59—60页）
李大钊继续密切注视俄国二月革命以后的形势的发展。“最近俄人且于酣战之中，不惮高树赤旗，以奠自由民主之基。”（《李大钊文集》(上)，北京1984年版第513页）李大钊在其《暴力与政治》一文中，在分析本国状况时指出，中国的政权是基于掌权人的暴力之上的，它与人民为敌，所以人民为求得民主同样有权采取暴力。从上述论断可以看出，早在十月革命以前，李大钊在分析中俄两国的革命形势时，就已接近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后来对十月革命经验的研究又促进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李大钊在1918年中期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首次表明了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那时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生活中最复杂和最困难的时期。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诽谤者、庸人、悲观主义者把十月革命描绘成一片混乱、杂乱无章，到处是暴力，等等，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与反苏臆造作者不同，李大钊认为俄国事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李大钊指出，“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李大钊解释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过火行为、骚乱、损失、破坏，同样引起了某些阶层的恐慌、悲观和其它类似的情绪。他写道：“在法兰西当日之象，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毋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欤。”
李大钊把十月革命和法国革命相提并论，正确地称这两次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两个转折阶段。法国革命奠定了新时代的基础，决定了19世纪文明的发展，而十月革命则为已经到来的时代奠定了基础。李大钊强调指出，“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
全文是以论战的语气写成的，十月革命的敌人把十月革命同法国革命对立起来，竭力贬低十月革命的意义，夸大法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他们断言，法国革命的理想高于十月革命的理想，因为法国人是为自由而战，而俄国人却只为一小块面包而战。他们还断言，法国人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而在俄国人中间却“看不出这一点”。李大钊运用具体历史分析的方法令人信服地驳倒了这些以及类似的臆造的论据。他指出，对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能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因为：第一，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第二，它们的性质各不相同。李大钊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在革命时期法国人的本质是“爱国精神”；但他坚决否认俄国人缺乏精神动因。李大钊写道，俄国人的本质是人道主义，“入人之深，世无伦比”。他强调说，正是人道主义使俄国人产生了强大的自觉，导致了革命的胜利。李大钊推论，“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他在引证促使俄国人形成人道主义的历史条件时指出：“数十年来，文豪辈出，各以其人道的社会的文学、与其专擅之宗教政治制度相搏战。迄今西伯利亚荒寒之域，累累者固皆为人道主义牺牲者之坟墓也。此而不谓之俄罗斯人之精神殆不可得。”
李大钊认为，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是法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其局限性也在于此。他说，人道主义不局限于某一国家的民族范围，人道主义是国际主义的。“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李大钊对此结论作了十分重要的补充，强调指出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原则差别。他写道：国家主义“恒为战争之泉源”，世界主义“足为和平之曙光”。显然，这种意见是由对世界大战的思考引起的。众所周知，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的首领们，从一开始对世界大战就采取了论其实质是民族主义的立场，他们号召“保卫祖国”，因而没有促进停战，而是煽起了更为炽烈的战火。
李大钊呼吁同胞们豪迈地欢迎“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十月革命，注意倾听来自新俄国的消息，以便走上世界进步的航道。“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李大钊以这种乐观主义的语气结束了他的第一篇论述十月革命的文章。
他发表在(1918年11月)《新青年》上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之胜利》给中国舆论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大钊称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之先驱”，俄国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政治信念布尔什维主义是世界上正在进行的以及将来的革命变革的旗手。他写道：布尔什维主义虽“为俄人所创造”，但却反映了“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
李大钊认为，继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以及欧洲其他各国出现的革命高潮都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因为这些革命旨在根本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李大钊坚信，革命的解放运动将日益深入扩展，将席卷全球，最终将要导致全球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该文的结尾部分非常有力地响彻了此种信念：“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口列，贵族口列，军阀口列，军国主义口列，资本主义口列，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愈是深入了解了苏维埃人民的现实生活、工农国家的内外政策，愈加深信十月革命的伟大，深信十月革命道路，俄国人选择的道路就是中国要走的道路。
李大钊认识到，俄国的十月革命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结合。他所认为的革命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为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而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力，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就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叫做“能改造世界之学说”。
李大钊非常熟悉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的主要著作。他早在世界大战前夕，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阅读这些著作，回国后继续努力钻研。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同其学生一起认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
李大钊是第一位向本国同胞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中国先进人物，他认为这个体系由三个主要部分(唯物主义史观、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组成。他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是把马克思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联结起来的一条“红线”。
李大钊凭借日益娴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其文章中着手分析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一般性的和局部性的问题哲学和政治、伦理学和教育、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青年中的卖淫和自杀现象等。李大钊力图找出这些现象的社会原因，公之于众。
“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直接影响之下开展的，在此期间，李大钊的宣传才干得到了充分施展。李大钊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积极参加者之一。1919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转折时期，也是李大钊政论活动最紧张和最富有成果的时期。这一年他发表了二百多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在“五四”运动开始以后发表的。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性文章有：《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等。
在十月革命的最初日子里，李大钊就知道了列宁是俄国革命领袖，知道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列宁是这两个法令的缔造者)，知道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政府、建立了红军、通过了第一部真正体现劳动人民利益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知道列宁号召保卫祖国，反对国内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等消息。
苏维埃俄罗斯提出和解决问题的经验，吸引了中国全体先进分子，尤其是像李大钊这样一些先进分子的注意。根据《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1921年7月)这篇文章可以断定，李大钊很熟悉列宁的著作。政论家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列宁的生平，并附有十九篇列宁最重要著作的目录。书目中提到的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要说明李大钊什么时候阅读了列宁的哪些著作，是困难的；但毫无疑问，这些著作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促使他的观点更进一步发展，最终彻底转向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李大钊继续关注革命俄国形势的发展以及兄弟人民所取得的成就。1922年11月7日，苏维埃共和国庆祝成立五周年纪念。为此，列宁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写了贺信，信中说：“俄国苏维埃政权正在庆祝成立五周年。它比任何时候更巩固。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初步的经济成就已经取得。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5卷第277页）
李大钊写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纪念这个意义重大的事件。他再次重申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国家的巩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及其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重要的作用。李大钊指出，“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唤醒了全球的无产阶级，号召它团结民族解放力量以建立进行共同斗争的革命联合的统一阵线。这无论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无论对中国人民还是对其他被压迫民族，都是同等重要的。李大钊最后说，因此“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
列宁关于在国内以及在国际范围内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的统治的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的主要战略方针。
1924年1月进步人类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弗·伊·列宁逝世了。孙中山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断会议，宣布哀悼三天。孙中山在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悲痛的讲话。中国的其他城市和其他地方也举行了追悼大会。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一次追悼大会上讲了话。他沉痛的发言是这样开始的：“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
李大钊回到北京，回到中国共产党总部以后，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他以下述乐观的话语开始了他的发言：“列宁的功业，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义，亦经体现于全人类。革命的组织，日在发扬滋长中，以完成人类在历史上重大的使命，故列宁的躯干虽死，列宁的精神不死。”李大钊像所有的真正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一样爱护列宁，不仅把他看作是一位天才的理论家和杰出的组织家，而且看作是一位谦虚的、坚持原则的人，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应以他为榜样。李大钊回忆说：“据我由俄回国的朋友说，列宁同志自被人枪击后，病中须多些调养费，但薪水甚薄，不得已增加但还没有两百元，其刻苦俭朴精神，真可为吾侪国民革命者的模范！”
李大钊只到过苏俄一次，192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苏联住了半年，在去各城市的旅行中，在同各阶层居民的会见中，了解了该国的生活。他从这次旅行中得出一个主要的结论，即苏联人民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他们怀有援助伟大的邻邦反对内外压迫者的无私愿望。李大钊在从莫斯科写给同胞们的信中强调的始终是这方面的印象。他描述说，当他在列宁格勒郊区的皇家公园游览时，遇见了三位红军战士。他们积极关心中国革命的发展，并热烈地保证说，一旦中国革命需要援助，他们便立即手持武器响应召唤。李大钊最后写道，“我们握手谢谢他们革命的同情而去。”他写道，支援中国革命的运动在莫斯科和俄国其他许多城市蓬勃开展。“‘从中国收回手去’的呼声，全俄皆是，到处组织此等团体，天天都有集会，报告中国的事，同声一致的赞助孙逸仙的革命政府，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李大钊的这些话证明，十月革命后两个兄弟民族之间国际主义联系的新传统是怎样建立和巩固的，这一传统导致了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就其意义而言，可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可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历次社会主义革命相提并论。
苏联人民在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光荣的七十周年之际，对中国人民杰出的儿子李大钊的历史功绩也给予应有评价。邓小平称李大钊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正确的。李大钊是新时代伟大的十月革命时代的儿子。他是苏维埃国家的忠实朋友，这种友谊体现的是苏联和中国两国人民的友谊。
来源:《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03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