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李大钊研究会会员来到李大钊烈士陵园扫墓，向李大钊烈士敬献花篮。

今天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100周年诞辰。中共中央在昨天举行纪念大会，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这样隆重地纪念李大钊同志，在他牺牲后6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我们的这次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李大钊同志生前曾经在北京大学工作和开展革命活动。到会的有全国各地理论界、教育界、史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们，并邀请苏联、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和日本的学者参加。以这样的学术讨论会来纪念李大钊，也是第一次。

李大钊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寻求国家出路的一个思想家、革命家。他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当时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中，李大钊也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之一。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和当时的许多先进分子一样，是抱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的实际使他怀疑和否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从西方传来的各种思想中终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他用马克思主义作思想武器认识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问题，认定中国的前途不可能是资本主义而只能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主义运动。

70年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志从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不过是李大钊和他的几个学生和同志。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开创的事业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相信这个事业必能有广阔的前景。同时，他们也充分了解，在前进的道路上要通过无数的艰难困苦，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李大钊自己在1927年英勇不屈地走上绞刑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与的伟大运动。在李大钊逝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破坏国共合作而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是这个革命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任何反动力量都不能战胜它。经过挫折和失败，它受到锻炼，更健康地发展起来。

在李大钊逝世22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在李大钊逝世60多年后，也就是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考验，牢牢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了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现在我们纪念李大钊，就好像是在一棵参天的大树前面怀念栽树人一样。我们不能不想到李大钊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功绩。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们还要继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前进。我想在这里简单地讨论一下为什么在70年前李大钊和其他先驱者接受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主要介绍唯物史观的理论，而尤其着重阶级斗争的学说。中国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是如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曾经说，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是不适合的。他们企图证明，好象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本来不会有、不应该有，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才发生的。这种说法当然是完全站不住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可能由一种学说“制造”出来。

中国历史上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那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主要发生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封建社会既遇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在内部发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新的阶级。中国社会关系复杂化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前，各派政论家在为解答中国革命问题而发表不同议论时，往往接触到阶级斗争问题。

可以首先举梁启超为例。他在1904年作《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上等社会之革命”和“下等社会之革命”，而没有“中等社会之革命”。梁启超是反对孙中山一派所创导的革命运动的。他认为，中国今日要革命，就难免会把他所说的“下等社会”的力量鼓动起来，这其实就是说，会把农民大众鼓动起来。他认为这是很危险、很可怕的事。这里不来评论梁启超的主张，但应该说，他是在试图对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和当时的革命作出一种阶级的分析。

当时，主张革命的一派人也使用“上等社会”、“中等社会”、“下等社会”这些概念。他们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等社会”上。他们认为革命应该由“中等社会”主持、领导，也要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例如杨笃生在1902年所著《新湖南》中说，“中等社会”的责任是破坏“上等社会”，提挈“下等社会”。1905年自杀的陈天华在遗书中说，一定要先使“中等社会”都知道革命主义，渐普及于“下等社会”。他们中还有人说：“中等社会”是革命事业的前列，而“下等社会”是革命事业的中坚。同盟会的朱执信是在那时已多少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他在1905年发表的论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在中国应同时并进的论文中说：“革命者，阶级战争也”。我举出的这些材料可以表明，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已经反映在这些革命者的头脑里，他们感到，为了弄清楚怎样进行革命，依靠什么力量进行革命，需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过他们所使用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所说的“中等社会”，大体上是指中小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他们所说的“下等社会”是指江湖会党、劳动人民和士兵。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中等社会”主持和领导的。革命的结果却并没有实现革命派的预计，“中等社会”并没有成为国家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统治使国家的情况越来越糟。这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也不能不使人们，特别是先进的爱国的人们对问题进一步思考。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开始传入中国时，虽然是完全新的学说，但它所要解答的问题并不是在中国的思想界和实际生活中没有提出来的问题。相反的，这些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只是没有能给以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为已经提出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并且为解决问题指明了新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这样一种科学，它即使在中国为一些人所接受，也不可能广泛传播，并在千百万群众的斗争中起作用。

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李大钊和他同时的一些同志，最早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道路在中国已经走不通。他们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虽然还是初兴的、力量还不大的阶级，然而是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要走到工人运动里去。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李大钊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重视农民运动的人中的一个。和那些只看到农民的自发性的弱点的人不同，他主张积极地组织和教育农民，引导农民运动走向正确的道路，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巨大力量。

中国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始时曾经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中国的现实任务，但不久，包括李大钊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了，在中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必须首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此，就要以工人阶级为首，发动农民大众，团结广大小资产阶级，并尽可能地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在生前为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后活动的时间还不到10年，他的理论与实践不免带有某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不足之处。但是他在不到10年的短时期中为中国革命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他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中国的前途已由历史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从李大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他既身体力行地如他自己所说，“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又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尽了开创者的使命。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工作。这个工作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在进行这工作时，当然我们要十分重视当前的实践，但我们同时也重视前人经验的积累。我们不但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在中国最初栽下共产主义树苗的先驱者，而且还可以从他们的业绩中学到许多东西。

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李大钊给我们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他的为人，堪称共产主义者的模范。他的著作，以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涉及哲学、政治学、史学、教育等方面。这是值得珍惜的思想财富。20年代末和30年代，一些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下，冒着危险发表研究李大钊生平和思想的文章。李大钊的亲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收集到他的一部分著作文稿，于1933年编成《守常全集》。鲁迅先生写的序文中说，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这本文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那时周建人等同志也默默地进行李大钊遗著的收集工作，费了10多年的时间，汇集遗文近300篇。40年代，在延安，一些同志研究和宣传李大钊的思想和革命业绩，激励党员和群众。

全国解放以后，学术界对李大钊的思想和实践，开始进行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1966年起的十年动乱中，研究工作因受到干扰而停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李大钊的研究又在学术界内认真地开展起来。《李大钊文集》和他的传记、年谱等书相继出版。

这次学术讨论会筹备期间，收到论文近200篇，选送会议的论文69篇，内容比较广泛，不少论文提出一些新的选题和新的见解。会议期间，大家还会就各种问题从各种不同角度提出意见。我们相信，通过这种交流，对于促进学术界深入地研究和讨论是有益的。

预祝会议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本文是胡绳同志在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开幕词。　时间：2005.4.10。

作者：胡绳 　　　　　　　　　　　　　　来源：《李大钊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