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董必武和女儿良翚、幼子良翮在北京

一、一个突然打来的电话

一九六六年初夏，掀开了中华民族十年灾难史的一页。哪一个人，包括大陆上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谁能幸免于难呢？按理，我的八十高龄的爸爸已经多年不从事具体工作了，对那伙权欲熏心的人来说也没有打倒的价值了。可是，林彪、江青一伙还是不打算放过他。我想，仅这一点，除了恰恰说明爸爸与人民，与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共命运以外，还说明林彪、江青一伙反对并与之争斗的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一批领导人。他们这伙野心家、阴谋家仇视和与之争斗的是一代政权，一种思想，一个数百万人为之牺牲、奋斗了几十年，今天已为亿万人民所追求、向往的理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突然接到妈妈从他们的休养地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妈妈说，爸爸刚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也没有问为什么。妈妈在电话中微微有点口吃，嘱咐我们说：“一定要听话，去吧。”

我满腹糊涂，弟弟本人也不比我清醒！然而，我们还是要听爸爸妈妈打来的电话通知，老老实实地按中央的指示去办。

第二天早上，我和弟弟骑着车，也没有带牙具、衣物，出了中南海的西门，直奔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门口，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谈话的人。弟弟提醒说：“到市公安局那边去看看吧。”

我们顺着公安部西边院墙绕到它的后边，这里坐落着北京市公安局的楼房。一大群正在高呼砸烂公检法的学生扯着嗓门，推推搡搡地挤满了公安局不大的、朝北临街的大门口。公安战士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迎着唾沫四溅的侮辱和不时打在脸上、身上握有小红书的拳头。我和弟弟跻身其中，也许因为我和弟弟与那些狂热者的精神状态不同。倒格外引起别人的注意。一位身穿干警服装的同志挤过来，审视着我和弟弟，轻声地问：“你们怎么也来了？”接着他解释说，他原是中南海的警卫战士，转业到了公安局。我说：“中央叫我弟弟来投案。”他吃惊地看了我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点点头。他问：“你们家搬了吗？”我一下悟出了他话里的实际意思是：“你爸爸打倒了吗？”我和弟弟相视一笑，说：“没搬。”他还不放心，又问我和弟弟：“电话撤了吗？”他这话的意思是在问：“你爸爸受处分了吗？”我和弟弟说：“没撤。”看来他仍然不放心，以致怀疑要我弟弟来投案和自首是否听错了，又问：“你们为什么来的？”我们只好把妈妈打来的电话内容再重复一遍。他犹豫了一下，说：“你们等一等，我去找个人。”不一会儿，一个四十多岁、中等个头的男同志，拿着一个十六开大小的公文夹子来了，领着我和弟弟挤过人墙，进入一间空空荡荡、看去很大的屋子，屋里沿着墙角摆了一圈长条凳。他让我和弟弟在一条长凳子上坐下，他自己拉过一张旧方凳坐在我和弟弟面前，打开夹子，严肃地说：“谈问题吧！”我弟弟微仰着头，一边回忆，一边检讨自己自“文化革命”以来的违法行为：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

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位同志最初努力认真地记笔记，慢慢住了笔，后来合上本子，语调中掩饰不住有些生气：“就这些？”我看了看弟弟，弟弟揉搓着帽子，坦率地说：“就这些。”那位同志大惑不解，问：“谁让你们来的？”我们又把投案过程讲了一遍。他认真地听，看样子也认真地想，我感到他不相信这类似天方夜谭式的事实，甚至他流露出完全不相信我们的情绪，他站了起来，说：“好吧，就这样，你们回去吧！我核实一下再说。”我和弟弟刚刚站起来，他那已背过去的身子又突然调过来，面对我们，脸色严肃地问：“你们家电话号码没变吧？”我和弟弟心领神会地明白他对电话的关心，肯定地答复他说：“没变。”

也许我们的坦率、真诚，使公安局这位同志对他本来就无法理解的现实更加不理解了，他的目光流露出无可奈何与莫名其妙的神情。他摆脱审问的官腔，对我和弟弟说：“你们回去吧！万一有什么，我们会打电话通知的。”稍稍顿了一下，关切地补充说：“别乱跑。”他把我们送出了公安局，回身消失在塞满拥挤、吵闹的人群的门洞里。

我们一回到家里，立刻打长途电话给妈妈，告诉她全部情况。妈妈感到欣慰，连声说：“好嘛。”但当天晚上，爸爸又托秘书打来了长途电话，再次催促弟弟去投案。我们又把去北京市公安局的情况陈述了一遍，秘书即告诉我们：把投案的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第二天上午，我们通过爸爸办公室的秘书丁云泉同志打电话向总理值班室备了案。

我原以为这一切都是误会，然而，不！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我弟弟立即带牙具去投案报到。

当时才二十一岁的弟弟，就这样开始了他第一次的囚徒生活……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九六六年夏天——那时我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一个濛濛细雨的晚上，听说清华大学有中央首长前来讲话。谁来讲话呢？我也不知道，匆匆忙忙地赶到清华大学的大操场。我到得晚，只能站在主席台后边的外圈。大会已经开过一会儿了，已有一些人讲了话。我到达会场时，正好听见浓重的湖北口音，啊！这是爸爸在讲话。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爸爸在大会上讲话。

爸爸讲得比较慢，一句话讲完了，总要稍稍停一下，好像在思考似的。他讲话没有口头语，也极少语气词，几乎不在词语上重复。整个讲话没有跌宕的语调、情绪，显得平淡。

因为是第一次听爸爸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我也感到新鲜，听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清楚地记得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新事物，在新事物面前要加强学习，通过学习和实践去认识它，并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还说，他八十岁了，在旧社会生活了五六十年，思想上多少有些旧思想、旧意识啊！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经常地影响他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影响他处理问题。所以，他对任何问题在头脑中的第一个反应，总不急于去肯定或否定，而是经过反复调查、思考之后才表示态度，这样对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最后，他表示说，“要和小将们一起学习，一起革命。”

爸爸这番讲话，当时没有引起与会学生们的反感，当然也无多大明显的好感。那时，我对爸爸的讲话也不是很赞同，感到他讲得“没劲”，缺乏“革命”的时代感。因为一九六六年，在我们这些学生心目中崇尚的所谓的革命口号是：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呀！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于爸爸的讲话的理解在逐渐加深。后来我才认识到他讲话中所提倡的是对的。也许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提倡学习的，还是我的爸爸哩。

历史终于证明，爸爸是对的。反证则是我的弟弟。他的革命热情没有扎实的理论指导，就一度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工具。一旦他有点觉悟，尽管这觉悟是朦胧的，他也就被政客们抛弃，被投进了监狱。我想，这也许就是我弟弟所以被迫投案的一个政治背景吧。

二、迁进与搬出中南海

一九五三年前后，我们家曾住在钟鼓楼后的一个有很大的后花园的院子里，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传说这个院子曾是个王府。

建国初期，爸爸很忙，常是一个会接着个会。据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到苏联去谈判，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爸爸是代总理，所以当时很忙。我自己记事很少，也很晚，对那时的事已印象不深。只记得，我们吃饭，习惯是合家在一起的。而那时为了等爸爸回家吃饭，往往没有个准时间。就连夏天的晚饭，也常在掌灯时分。还记得，中午开饭时间，总是先由随爸爸去开会的警卫同志在爸爸散会或即将离开办公室时打个电话回家，家里就准备好饭菜。爸爸回到家，洗洗手，就上饭桌了。我们能和爸爸见面、聊天，就多是在这个时候。我从此也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在吃饭时讲话、聊天。

虽然那时家里的后花园很大，很漂亮，但每当爸爸坐在家里，想要劝说他到院子里去走走看看，还是很艰难的事。往往是工作人员提醒他几次以后，他才从他办公室东边走廊上的北门出来，踱到花园里去。有时经工作人员多次提醒，他仍然扔不下手中的工作。这时，这个动员爸爸出来散散步的任务，就由妈妈和弟弟去完成了。我偶尔也请过爸爸离开办公室到花园里去。

爸爸很喜欢这个住所：春天有海棠花、桃花；夏天有浓荫；秋天有葡萄、海棠，有枣；冬天银装素裹，别是一番趣味。但是，他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这次搬家大约是一九五七年，他还在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天，爸爸在办公室的躺椅上坐着看文件，我进去跟爸爸说起这个院子大、好玩，爸爸笑着听我说完了，认真地却不是严肃地向我解释说：“这个地方房子好，花园也很漂亮，你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地方呢？说没有是太绝对了，起码是很少。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搬呢？”爸爸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还不该搬吗？该搬。这二呢？”他说着，伸开中指：“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这样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穷啊！”最后一句话，好像是从爸爸心底发出的呻吟。我没有作声，我也感觉到爸爸身心的那种沉重感。也许是爸爸看出了什么，他欠起身，摸摸我的脑袋，笑着又说了一句：“你们到了中南海，看电影也方便了嘛！”我的意见本无足轻重，爸爸的前边两点解释我当时也不很以为然，然而吸引我搬家的理由还是有的，那真的是看电影方便了。

不久，我们家就搬入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的院子。这院子和怀仁堂之间，有个宽两米左右的一条长胡同。我们安置好以后不太长的时间，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他们家紧接着我们家的后院。我们家后院北墙上那一排六个大窗户，便是王稼祥叔叔家的院南墙。沿着这道南墙有一个走廊，把他们院的三面屋子联在一起。王稼祥叔叔他们常常在那个回廊散步，言谈笑语伴着脚步。他们和我们就像一家人。妈妈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他的夫人朱仲丽阿姨，往往久久不回，要开饭了，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妈妈就行了。有几回，我从窗口跳过去把妈妈找回来哩。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王叔叔一家就从中南海迁出去了，那个院子一时冷清了下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戚本禹突然红得发紫，搬了进来。他是在我弟弟第一次被囚时搬来的。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至深夜。

爸爸和妈妈的卧室从搬入中南海起，就一直设在第二进院子北屋的西头，北墙上的窗户便是戚本禹住的院子南墙西边的第一个窗户。

对于“文化大革命”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被囚的原因不详，我爸爸、妈妈两个老年人，睡觉又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现在不行了。这种压抑，对他们二老来说，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人能想象得到，一九六七年他们竟又处在这样的境地，而且是在中南海！中南海，人们神往的圣地啊！

戚本禹搬到我们家后边的院子，对爸爸说来，仅仅是继囚我弟弟后的第二步棋。

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乒乓球热，我爸爸竟然也被小小银球吸引了。他每天在工作人员督促下，也要推挡近一刻钟的“卫生球”——爸爸把不激烈竞争的、高抬平稳的推挡球，叫做“卫生球”，因为这是一种对于任何一个青年人都不会出汗的打球法。球室设在我们家东边院墙外一个废弃不用的汽车停车房里。“文化大革命”前，爸爸常常是打完球，从球室的那扇很大的东门走向中南海海边，散散步，或坐一坐，消消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距乒乓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陈伯达的保姆，据说为了安全，为了保密，有人——总是有这样一些眼睛、鼻子灵得“可爱”的人，他们灵活的头脑总分得清来头、势头——把爸爸常常走的这扇乒乓球室的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事前没有商量一下或者通知一声，好像根本不屑于交涉似的。也许的确不用交涉，在一个国家主席可以被任意揪斗的年代里，难道为了钉个木条，钉上去几颗钉子，还有必要去找人商量吗？！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情况下，爸爸和妈妈商议搬出中南海，要去找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甚至房子里面的地面是土的。爸爸认真地对我说：“一般人能住的，我们为什么住不得呢？”

搬家的准备就这样开始了。

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中午，爸爸刚刚从中央开了会回来，走到后院来叫我，我闻声赶忙跑过去。爸爸的神情有些不安。他叫我进他的办公室去，说完便调身走了，我紧跟在他的身后。爸爸没走两步，停了下来，侧过身，不看我，脸朝着北面窗子，站了半刻。他左手撩起薄薄的灰色的丝棉袄，插进裤腰里，肘部微微地向后用力，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动作。爸爸开了会回来，还没有来得及换一下只有开会、外出才穿的藏青色呢裤，脚上穿的是在家常穿的小圆口青布鞋。爸爸微微地皱着眉，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我说：“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手枪？”爸爸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嗯”了一声承认着。爸爸转过脸看着我，两只手都扶在后腰间，又问我说：“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我听了这话，简直莫名其妙，但也品出些不对头的味道。我于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赶快搜拢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记忆。爸爸双脚挪动了一下，把右臂抽出来，缓缓地前后甩动着，神情稍稍显得松弛些了。我也慢慢地理出了头绪——

那是我们搬入中南海前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约了叶剑英叔叔的儿子选宁和女儿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我实在记不清都有谁了，那时我也跟在哥哥的后面。我们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待了我们，他的手里拿着已和他浑然一体了的烟斗。贺老总豪爽的气质鼓励了所有在座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要鸟枪，贺老总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贺老总半生戎马，对武器的钟爱为许多人所知，现在有那么多青年也喜欢枪，对他来讲，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安慰啊！更何况他是体委主任，自然对射击运动不会不支持。

男孩子们一拥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要一支枪，但我有点胆怯，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说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应该有枪。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我高兴得站起来，连连说：“好、好、好！”贺老总笑了，回头叫过一个人，说：“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拿来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粒子弹。枪完全像一个玩具。棱角处的烤蓝已磨得不见了，但枪锃亮、锃亮地泛着蓝光。我用手捧着，开心极了！男孩子们提着他们才拿到的枪围过来，他们羡慕的眼光使我陶醉。马上听见有人说：“才四粒子弹！”贺老总笑眯眯地站在外圈看着我们，他听到这话，也看出我有点遗憾，就安慰我说：“打完了，再来找我嘛，我给你搞！”

回到家里，我们送给妈妈看了，妈妈极兴奋地查看这些武器时，哥哥偷偷地拿了我的小手枪，到后院的枯井，向井里放了一枪，枪声伴着井壁轰鸣。妈妈又教我擦枪，她是打过仗、带过兵的人，枪对她来讲并不陌生。擦好了枪，统一由妈妈收藏起来了——我没有放过一枪。从此，我再也没有玩过它，尽管我十分喜爱它。

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松快了，说：“今天开完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理小声地说：‘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一支小手抢，枪是贺龙的。那人还说：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来暗杀主席的。’”我听了这个类似“天方夜谭”的话，感到无限惶悚和愤懑！那莫名其妙的苦难，伴随着“文化大革命”，首先降落在我的弟弟身上。他刚刚踏上生活道路，才二十一岁，他虔诚地信仰过“四人帮”标榜的革命，但他被囚了。现在又落到我的身上，我大学毕业还没有参加过一天工作，我什么派别也没有参加，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难道这是因为我们吗？不，是为了爸爸，他们——“四人帮”之流为的是要折磨爸爸，尽管我的老爸爸为无产阶级的、人民的事业奋斗了大半生，也许正因为他奋斗了大半生啊！

爸爸说：“你去把枪找出来，交到中南海警卫局。现在就去找。”说完，爸爸转过身，我看着他向办公室走去，他走到门口，扶了一下门框，迈腿进了办公室。爸爸一定是太疲劳了，连跨过不足三寸高的小小的门槛，也要扶一扶了……

当天下午，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我阔别了十多年的小手枪。那可爱而又可怜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它锈蚀了，枪栓都拉不开了。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十分对不起贺老总！不过，我想，也许正因为它的锈蚀，恰恰倒说明了贺老总不可能用它去谋杀主席！在陷害贺老总的万千个假罪名中，该少掉了一桩吧？也许在一伙奸人、窃国大盗向他兜头泼去的一身污水，他无力清洗的时候，由于我的无心，也该减少了他一点污渍吧？

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枪送到警卫局。“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不能穿行中南海了。我出西门北拐，绕过半个中南海，来到它的东门，经警卫战士联系，警卫局出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才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我循原路回到家里，先到爸爸办公室。爸爸正在为他的书柜和书编号。我把交枪的经过向爸爸说了，爸爸连连说：“好。”我说：“我累了。”说完想走，爸爸把我叫住，说：“把事情的经过写个全面的材料来，我看过后交总理办公室。”我按照他说的做了，材料交爸爸的秘书转交总理办公室了。

事后几天，听哥哥向妈妈说起我交枪的那天上午，爸爸编书柜和书的号码时，写错了好几次。我听了，心里隐隐地感到痛楚。爸爸叫我交枪、听我说交枪的经过时，看上去他很冷静，要我写材料时交代得条理清楚，岂知他心里一直不安，他在为我担心。爸爸的爱是深沉的、内在的啊！

就在我们准备搬家的时候，弟弟被释放了。

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一群政治小丑，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专门从监狱里提出来的许许多多曾经是红卫兵的年轻人，向他们表示了宽大后，释放了当时被召见在座的那些红卫兵战士们。我的弟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释放了。据说他不属于“联动”，也不属于“西纠”。而这次释放的，据说就是那两批人。此后，爸爸曾不止一次对我感叹：“无缘无故地抓人，就像给你弟弟这样的青年人背上插了一刀啊！”

在草菅人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谁在乎那仅仅带着刀伤的人呢？又有谁为这伤口负责呢？为着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为着我们的党，今天，我们每个共产党人在向前看的时候，可不要忘了过去用血肉之躯换来的经验教训啊！

一九六八年初春，我们家搬出了中南海，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爸爸站在院子里，舒畅地把双手扬过头顶，伸了伸腰后，笑着对我说：“良翚，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体会到他的心情，他是多么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