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弟第二次被捕

三月五日是爸爸的生日，和爸爸一起过生日最少的是哥哥。三月初，一般学校已开学，哥哥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住校，上大学时又在哈尔滨，所以，虽然他年长些，却不是和爸爸一起过生日最多的人。尽管这样，只要爸爸的生日到了，哥哥总要写封信或寄首诗，有时还寄个小礼品回来。如果——其实也是经常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北京，我和弟弟也总是计算好邮程，在爸爸的生日那天，使他能接到贺信什么的。三月五日，一年一度，我们全家的心——从南方到东北，总连在一起。

一九六七年弟弟被囚后，爸爸的生日，过得最为寡淡。一九六八年，妈妈想使爸爸的生日过得热闹一点，我们都很支持。

爸爸、妈妈带着哥哥在一九六七年冬就去了广州；一九六八年初，妈妈要我和弟弟也去。我俩买了火车硬座票，便一起来到广州。

三月上旬的一天，大约十点多钟，报纸送来了。我走进爸爸的办公室。我坐下来，还没有拿起报纸，爸爸就说：你急着回北京吗？不要走吧。我正在读《政治经济学》。”说着把书扬起来给我看，“你妈妈看不懂这些书，所以不能和她讨论；哥哥住不下去，急急忙忙地走了；弟弟一心想当兵，安不下心来；你留下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我不敢看爸爸，也没有吭声，只笑了笑，拿起一张报纸，无心地翻着。我知道爸爸一直注视着我，期待着我答应他。我放下报纸，看着爸爸，轻声地说：“我们学校的毕业分配方案还没有，我得到学校催问啊。”爸爸似乎有些失望，他没有再说什么，举起书看起来。我想爸爸一定是有些寂寞了，也许他只希望在他的学习中有个听他抒发心得的学生，有个理解他并听取他阐明观点的人，起码像我这样一个不用功的人，即使我不能开拓他的思路，也还会受到教育，可是我也“心不在焉”了。

每每回忆起这件事，就像有块铅压在心中。我常常自责：我不该走。我没有理解爸爸，甚至也没有同情他。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却走了。如果地球能倒转回去，我愿留下来，陪伴他学习，倾听他的阐述……

我逗留广州期间，每天除了看看报，陪爸爸散散步外，没有别的事。而弟弟一到广州，就缠着妈妈，要她到军区活动活动，想争取在广州入伍。军区对于这个要求迟迟不做正面回答，总说：“研究研究”或“反映反映”。三月上旬，哥哥先回了北京，弟弟便越来越住不下去了。

三月中旬的广州，天气已很暖和。一天，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看军区的一位干部。记得妈妈在说到弟弟急着回北京时说过：“如果军区同意良翮入伍，希望早些告诉他，他还想回一趟北京，安顿一下再来服役。”到了下旬，广州军区同意接收弟弟入伍。此时妈妈又得知张云逸叔叔将乘火车回北京，就请他把我们姐弟带回北京去，张叔叔同意了。

大约三月底、四月初，我们跟随张云逸叔叔启程返京，行前我和弟弟去向爸爸告别。爸爸一再嘱咐我们：在途中站台上不要忘记了时间，问清楚停车几分钟再下去，叮咛我一有分配方案就写信告诉他们；提醒弟弟早些回来，不要超过了部队容许的时间。爸爸总是这样，一遍一遍地讲。我知道他不完全是怕我们掉队，主要是怕我们成为人家的包袱。

在火车上，弟弟常到我的铺位来玩。我在路过他的铺位时，看见另有两个男同志和他的铺位安排在一起。看起来弟弟和那两个人虽然交谈不多，却也还能相处。只是弟弟出狱后回忆起那两个人的行踪时，发觉他每次上月台时那两人必有一人跟着。有一次弟弟上月台买东西，在货柜前人群里挤进挤出，看到跟出来的那个人也很着急地进进出出。当然这都是弟弟后来回忆起来的，而在当时，却没有丝毫不祥或不安全的预感。

车过丰台前后，因为我们一路吃饭尚未交钱，我掏出钱钞、粮票要弟弟去交。弟弟怕麻烦，又推我去交，我有些生气，他也干脆一扭头，跑回他的卧铺去了。这时火车徐徐驶进了北京站。我在窗口看见了来接车的哥哥和弟弟的女朋友云云。车停了，我等张叔叔一家走了，车厢里不那么拥挤时，才拎起行囊、提包往前走。此刻我看见弟弟提着包儿和瓶子，神情自若地夹在那两个人的中间向车尾走去。因为刚和弟弟闹了口角，我没理睬他，只自顾自地随着人流下车了。哥哥一边接我的东西，一边向后张望，问：“良翩呢？”我朝云云说：“他从后门下车。”我们六只眼睛向后打望，伫候良久，才看见弟弟走下车来，但神色不对：步履踉跄，双手好像铐在了一起。只见他扬了扬手中给云云买的蜂蜜，嘴唇翕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来。当我们确确实实看清他手上的手铐时，他已被连推带搡塞进了早已停在站台上的一辆小轿车里。小轿车把弟弟拉走了，哥哥、云云和我，木头似地立在那里，如坠五里雾中。一个陌生人把我们送出了火车站。我们没有搭乘公共汽车回家，一路默默地步行着，思考着刚才发生的事情。稍后，我们议论：要不要告诉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讲，怎么讲？到了家里还在讨论：谁来说？这时警卫班同志叫哥哥接长途电话。我们三人都一齐凑近电话耳机，听见妈妈急促地问：“良翮还好吗？”哥哥只好如实地讲了。妈妈也告诉哥哥：“良翮他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后，黄永胜司令员来找你爸爸单独谈了话。你爸爸告诉我，黄说中央命令逮捕良翮归案。原因不清楚。”我们七嘴八舌地请妈妈照顾好爸爸，也要善自保重。妈妈又要我听电话。电话里，妈妈埋怨我说：“你在车上，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呢？人家跟了你们一路呀！”我只能如实承认。随后，妈妈挂上了电话。我很委屈，但也不想表白。

我想：“感觉”？就是感觉了，又能怎样呢？讲理吗？那时，没有理可讲，也没有讲理的地方啊！逃跑吗？难道能逃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难道能背叛祖国？拒捕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怎么可以对抗呢？显然，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弟弟已经走的那一条：被捕。

几天后，我爱人张力理出差路过北京，回家小住。一天夜里，我们刚刚躺下，警卫班叫我听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妈妈头一句话显得很紧张。问：“良翚，你还好吗？”我赶紧说：“挺好啊。”妈妈好像松了一口气。我又问了爸爸和妈妈的起居、饮食。妈妈说：“爸爸吃了药，躺下了，还没睡。其他都还好。”我想爸爸一定在等妈妈回去说电话里的情况，就要挂上电话，妈妈又要力理听电话，要力理好好照顾我。力理再三请她休息、放心，才挂上电话。我品味着妈妈的电话，觉得味道不对，就扑在力理怀里哭了。我嘱咐力理一定要来看我——好像我已经遭到了不幸，那黑魆魆的夜就是等待着我的监狱……

爸爸妈妈像往常一样，在五一节前后回到北京。看上去，爸爸的精神和以往没有太大的差别，但耳朵显得重听了。过去和爸爸聊天，不用大声说话，现在常常要提高声音重复一下。爸爸的步履也有些蹒跚了。这个时期，爸爸做了不少诗。他在整张的报纸上，练写大字时就书写刚刚作出的诗。诗的内容，都是关于弟弟被捕的。为了不被别人认出这些诗，爸爸就横着写、竖着写，大字、小字拌合著写，把整张整张的报纸涂成墨色。妈妈提醒爸爸：“不要写了！”爸爸笑着举起全黑的报纸，说：“谁看得出来？”

妈妈这次回京，记性也大不如前，常常听她嘟囔道：“看，又忘了！”性情也变得烦躁，常为一些小事发脾气。妈妈还开始抽烟，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爸爸见到妈妈这样，就仰起头，手插腰间来回踱步，然后说：“气什么？就算没有生这个儿子嘛，这不就想开啦？”爸爸、妈妈互相关心着，相依抗击着这莫名其妙的打击。

弟弟为什么突然被捕呢？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一天，我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看见我亲爱的爸爸在沙发里仰卧着，双手搁在扶手上。这种不拿书的情况是少见的。爸爸见了我，便长长地舒了口气，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这个道理，直到今天我才真正理解。林彪和“四人帮”整人，手段因人而异。对贺龙同志，捏造了“二月兵变”，对陈毅同志，搞了个“二月逆流”，对这批人用“叛徒集团”，对另一批人用“走资派”，真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对我爸爸，因为无权可夺，他们于是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