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册的劫难

我们家的人都不大喜欢照相，所以家里的照片不多，相册也就没有几本了。翻开相册，里面的照片大都没有贴，相册成了相片夹子。本来，妈妈也曾多次唠叨要把照片整理一下，用相角把照片贴起来。但是，一直拖到“文化大革命”的中期，这事才由哥哥揽下来，把照片贴上相册。

记得我上中学那阵，家里还只有两本很旧的相册。这两本相册，其中一本是麻灰色粗布封面，右上角有一只老鹰图案，也是灰黑灰黑的。另一本相册给我留下的印象就不深了，这封面的颜色也模模糊糊。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照片，看到照片上不熟悉的人或者陌生的环境，我总爱问爸爸：这是谁呀？这是在哪儿呀？爸爸呢，只要记得起来的，都一一回答，还叮嘱我在照片背面写上拍摄的时间、地点，免得时间隔久了又忘记了。

相册里收存爸爸最早的照片，是许多人都见过的那张头戴瓜皮帽儿的。那张照片还是爸爸的老同学翻拍了送给爸爸的。妈妈最早的照片，大概是生了我之后不久，抱着我和哥哥一起照的那一张。这也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了。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我两三岁时和哥哥手拉手站着照的那一张。哥哥身穿着一套海军装的短衣短裤；我蓬松着头发，穿一件连衣裙，短裤筒却露在裙子外面，活像个傻丫头。相片中，也有爸爸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和国民党高级官员会晤后留影的几张照片，只是当时我对照片的人物、历史背景等并没有加以考究。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从中南海搬到了六部口内居住。一九六八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妈妈在地毯上铺开被单、棉絮，做被子，作入冬的准备。我在一旁帮助妈妈。这是一床大红底上撒着几朵黄花的被面，很有喜气。我和妈妈一边穿针引线，一边闲扯。这时爸爸走进来说：“你们在做什么呢？就听见你们嘴巴子说个不停。”我仰着头对爸爸说：“爸爸，你看这被面好看不好看？”爸爸不经意地看一眼被子，说：“妈妈说好看不？妈妈说好看就是好看。”——妈妈自弟弟两次无故被抓之后，常常唉声叹气地不高兴，所以爸爸有时特意逗一逗妈妈。妈妈笑笑说：“好看。”爸爸站在一旁，目光随着妈妈抽针引线的手一起一落。我忍不住笑着说：“爸爸，这是妈妈特意为你俩做的。”我故意把话头打住。爸爸摇了摇头：“我们？盖这么红的被子做什么！”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是你们的结婚纪念——银婚纪念呀！”爸爸双手叉腰，哈哈地笑着，转身走了。妈妈的脸上也漾开了笑纹，但很快敛住，转了话题：“良翚，听说外边又传要广泛抄家了，你想想看，我们家里还有什么不值得留的东西吗？”

当时，哥哥在外地工作，弟弟第二次被关押着，家里只有爸爸、妈妈和我。此外，就是几位工作人员了。不消说，工作人员也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其中一位思想颇为“革命”的同志，自调到别处工作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坐一坐了。而其他在爸爸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只要有空闲，常常到我们家来转一转、看一看的。这位“革命”同志为了显示他的“革命”精神，曾和爸爸闹了一架。那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四个伟大”正脍炙人口的时候，我们家挂的一幅毛主席像下，也出现了林彪手迹的“四个伟大”。那“四个伟大”十六个字刚刚写好挂上去的那天，傍晚爸爸领我在前院散步（“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只在小院子里散步了），看到影壁上初挂起来的“四个伟大”，爸爸就对那位同志说：“这个，我看‘导师’就可以了。‘伟大导师’就已经包涵了其它‘三个伟大’的意思。我们称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称‘导师’嘛……”我觉得爸爸说得有道理，所以也点头附和。这可激怒了那位“革命”同志，他声嘶力竭地喊着“捍卫”的话。爸爸试图说服他，但他以粗大的声音压倒了爸爸。爸爸也激动了，断然说：“用一个‘伟大导师’就好了，如果有人来诘问，就说是我讲的！”后来事实证明，“四个伟大”的提法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当然，毛主席不一定知道爸爸与这位“革命”同志争吵的事，但我想，倒是验证了“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格言。

妈妈重新提出外间关于抄家的传闻，引起了我的警觉。我想到了爸爸在国共合作时期那几张照片，就说：“那些有国民党党旗的照片可能碍眼吧？”妈妈抬头看了看我一本正经的脸，喃喃地说：“那是历史呐……”我嗔怒了：“嘿，要是承认历史，党内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呀？！”妈妈叹了口气，折叠好被子，收拾好针线。随后，妈妈便到房里把相本抱了出来。我和妈妈便又坐在地毯上，翻查起照片来，并且一下子就把“嫌疑犯”搜到了。爸爸这时甩着胳臂走了过来，指着捡出来的照片问：“找这些照片干什么？”我仰视着爸爸，说：“烧呗。听说又要抄家啦，这几张照片可能会被误会呢！”爸爸冷冷一笑，说：“这千真万确是历史啊！”我把照片一张一张摊开，又慢慢收拢，艰难地“开导”爸爸：“难道为了几张老照片让人家打倒，还牵连照片上的人吗？！”爸爸抖了抖肩膀，冷冷一笑说：“照片上还有主席呐！”顿了顿，又说：“好，烧就烧吧。照片本来是为着留念的，既然不需要留念了，留它何用……”爸爸走开了，我却有些凄然。妈妈催促我说：“快去烧吧。看到烧完了再走。”我走到锅炉房，打开炉门，把照片扔进了火里。照片在炉火中卷曲，发黑，燃烧。我又用捅条把纸灰挑开来，纸灰便翻飞着、升腾着。有的纸灰落在炉边发黑的地方，还在一闪一闪地亮着，似乎又获得了生命，“涅槃”了。我也因此获得了一种安全感，为爸爸，为妈妈，也为照片上的不知名的人……

这件事已过去十多个年头了。按道理，应该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把它忘却了。但是不然，我内心感到不安。尤其是打倒“四人帮”后，我格外觉得自己目光短浅。我做了一件懊悔莫及的事！

五、弟弟下乡

一九六八年十月上旬的一个黄昏时分，弟弟从监狱里疲惫地回来了。我把他从门口接进来，妈妈在过厅见到他。弟弟对妈妈的激动和我的欣喜显出意外的冷淡，他把东西放在过厅角落，就匆匆忙忙地踏进爸爸的办公室，站在爸爸的躺椅前叫了声“爸爸”，便什么也说不出来了。爸爸放下手头的文件，意外地瞪大眼上下端详着他。过了好大一会，爸爸才指着对面的沙发，含着一丝苦涩的微笑说：“回来了？！坐吧。”弟弟不做声，走到沙发那里坐下来。爸爸站起来，在屋里慢慢地走了个来回。后来爸爸站在弟弟的面前，严峻地问：“究竟为什么抓你呢？”弟弟倏地站起来，惊愕地直视着爸爸：“怎么，你不知道？！”爸爸显然奇怪弟弟的反问，说：“我怎么会知道？”弟弟感到不可名状的委屈，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他像小时那样，用手掌在嘴角抹了一下，抽噎着说：“我一直在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直到放我时，他们才说：‘回去问你的爸爸。’我还以为你知道，结果你也不知道！”爸爸无言地望着眼前的小儿子久久说不出话来。他双手叉在后腰上，然后慢慢转过身，仰起头，看着南窗外黑色的夜空。夜啊，真黑！

每一次回忆起这个夜，都不由得使我想起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的一句话：“灯台下最黑。”是啊，光明和黑暗的存在本是客观的、辩证的，灯给空间带来了光明，可是灯台下却是永远照不到的死角；地球转过了光明的一定角度，人们就只能看到黑夜。

此后，弟弟深居简出，除了去会会未婚妻，便在家里抱抱外甥女，听听老是听不完的“样板戏”。他一听《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儿要把牢底来坐穿……”就忍不住伏在收音机上任泪水流个畅快。今天想起来，还使我心头隐隐发痛。他心中的郁闷不想去告诉爸爸妈妈，怕增加两老的精神负担。我虽想了解，又怕勾引起他的伤心事。所以，对他狱中的事，他不提起，我们也很少谈及。记得一天，他又来到西屋，坐在收音机旁听戏，抽着烟。我印象中，好像他会抽烟还是这次被捕后留下的“后遗症”。弟弟抽完一支，刚刚烧起新的一支，爸爸踱了过来，弟弟神色不安地站起来，用食指和拇指把烟捏在手心里，垂着臂，尴尬地望着爸爸。爸爸瞟了弟弟一眼，注意到弟弟右手后袅袅升起的一缕淡蓝色的烟雾，淡淡一笑，往前走了两步，站住说：“你抽嘛。”然后像没事似地走过来，弯腰看我怀里的孩子，摸了摸孩子的小脸，就挺直腰，脚步有些蹒跚地走了。我分明听见爸爸在走出几步远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感到爸爸也很郁闷啊！

我们全家人都知道爸爸不抽烟，也不喜欢年轻人抽烟；我们家的人也都知道爸爸和他的一个堂弟关于抽烟的故事。那还是爸爸青年时，在家乡，有一天他和一个叫贤之的堂弟碰见了，便站住，叫住贤之，询问他的学业。爸爸很小就勤于学习，也非常懂事，深得长辈们的钟爱，在堂兄弟中也很有威望。贤之正在抽烟，见爸爸来了，就把烟笼在袖筒里，爸爸和他聊着，烟也在他袖筒里炙着手。爸爸走了，他的手心里却起了个大烙泡哩！

弟弟在家里一边休息，一边打听中学给他安排工作的事。爸爸的想法是安排什么就干什么；妈妈则希望弟弟干些体力能胜任的工作，因为弟弟在狱中受刑，把他的腰和手腕都搞伤了。

我曾问过弟弟，为什么给他受刑？弟弟苦笑着说：“狱中四壁光溜溜的，我又是单号，更觉得没有意思。狱里也没有笔，每天给我发的草纸用不完，我就藏起来。一天我拿草纸撕着玩，想撕个主席的像，也可以贴在墙上了。撕了撕，”他回忆着，“嘿！还真像！我用吃饭有意剩下的渣子把像粘贴在墙上。”说到这里，他得意地笑了。他抽了口烟，又说：“结果，那帮狱卒就给我压杠子，拧我的手腕，要我低头，弯腰。说我要把毛主席也关在监狱里！”在那个近乎宗教狂的历史逆流里，亵渎人的尊严是常见的，何况这件事发生在监狱里呢！我见到过小学生因为打架，撕了别人的语录本而成为小反革命的；也见到不慎倒置了画像而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从这点来说，弟弟受刑当然是不能避免的。

我的女儿出世很久都没有起名字，连个小名也没有。爸爸叫她“小毛”，妈妈叫她“小胖”，后来才随了妈妈，叫她“胖胖”。记得弟弟出狱后的一天，爸爸抱着小毛在过厅晒太阳，弟弟在旁边陪着，小家伙又尿了片子，爸爸、弟弟乱了手脚，赶快叫我给小家伙换洗。弟弟佯怒地用食指点着小家伙的前额说：“你呀，你呀！事儿真多。全家都为你忙。”然后弟弟故意把拳头举过头顶喊：“打倒毛毛！”没等弟弟闭上嘴，爸爸立即哼住了他。我立即明白：爸爸啊爸爸，你的忠诚已经到了避忌讳的程度了！我于是笑着给弟弟递了个眼神，叫他不要再说……

弟弟原来所在的学校是北京市六中，学校没能安排他体力可以适应的劳动地方。这时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再次宣传开了。爸爸和妈妈经过好几天的认真考虑，决定送弟弟到农村去。爸爸所以这样决定，除了响应号召，也考虑到弟弟两次原因不明的被囚，认为弟弟与其留在城市提心吊胆地工作，还不如到农村踏踏实实地参加生产劳动，为社会增加些物质财富；而且，爸爸相信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锻炼，不仅可以改造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还可以通过生产劳动，让组织重新了解、认识他。

弟弟到哪里的农村去呢？一时成为家里关心的问题。去湖北红安县吧，虽是老家，但弟弟从未回去过。人都爱自己的老家，所以，妈妈觉得山清水秀的川北山区的舅舅家，会比丘陵起伏的红安县强。姥姥家也是“老家”嘛！……思前想后，这两个地方离北京都太远；在地点上，也要考虑到爸爸、妈妈的年岁和身体……过了好几天，云云带来个消息，说她父亲的一个老部下早已复员在河北省晋县务农了。妈妈一听喜出望外，这倒是个不近不远的好距离！爸爸只要妈妈同意，他也没有意见，就担心晋县不收。好在那时候时兴“投亲靠友”，经过通信，就顺利地定下来了。接着，下乡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开了。这时弟弟提出结了婚再走。爸爸妈妈想到为了他俩下乡后住宿方便和互相照顾，也同意了，尽管爸爸和妈妈向来是主张晚婚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初的一天，弟弟结婚。我记得，那天是爸爸非常愉快的一天。那天的晚饭，爸爸、妈妈请全体在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员一起来喝喜酒。酒杯上下，笑声不断。有人提议新郎新娘去向爸爸敬酒，新婚夫妇就端着酒杯绕过桌子，走到在北面坐的爸爸身边；爸爸刚要举杯和新人碰杯，又有人喊：“不行，不行！先鞠躬！”于是，一对新人向爸爸深深地鞠了一大躬，爸爸一边放下酒杯，一边“好、好”地笑应着。一个声音又飘过来：“再鞠躬！”一对新人又乖乖地再鞠躬。爸爸双手扶桌，微仰着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满脸通红，连前额也红了。妈妈一看，连忙阻止了哄闹，拉着一对新人和爸爸碰杯。爸爸呷了一小口，便没有再喝，他只有一杯白酒的量。从我懂事起，就记不得爸爸喝酒喝够量的事，更少酒醉过，只听妈妈说过爸爸有一次喝醉酒睡觉的事。

弟弟婚后不久，爸爸就催他们下乡。弟弟提出过了“五·一”节再走，意思是过了节，也度了蜜月，但爸爸不同意。我为弟弟去找爸爸说情，爸爸就说：“为什么要在城里过蜜月？不过蜜月，婚后生活就不好？！我就不相信！过了‘五·一’，还有‘十·一’！农民的‘五·一’一辈子都在农村过的；人家能过一辈子，你们就怕多过一个？”爸爸淡淡一笑，又说：“既然下决心到农村去，就要有决心说走就走。不要拖！不能拖！”说到后面时，爸爸右手自上而下地迅速有力地一划。我感到爸爸下的决心是大的，比妈妈的大，比弟弟的也大。

弟弟婚后第二天，力理从部队复员回来了。由他代表爸爸妈妈送弟弟和弟媳到晋县农村安家。从此，弟弟夫妇踏上了自立的人生道路。

头一年，弟弟和弟媳在农村干得很努力，也很吃力，年终决算时有七角钱结余。妈妈听了，用手绢搌搌眼角的泪，爸爸听了却嘿嘿地笑，连声说：“这是刚刚开始嘛！”

的确只是开始。自那以后几年间，弟弟的经济情况好转了，他也以他的努力肯干，得到生产队和党支部的称赞；党支部要发展他入党的消息传到了家里，爸爸坚决反对，他认为；良翮下去才两年，时间还太短，还应再过一段时间，要看看，考察考察；还有就是良翮两次被囚，原因还不明，要弄清楚了才能吸收入党。他说了这些意见，提请生产队支部考虑。随后，生产队支部经过向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得到了有关证明材料之后，通过了良翮的入党申请。爸爸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兴之余又有些忧虑——这是我从爸爸的表情上感觉到的，我当时还不是党员，许多事爸爸不说，我也不问。也许，他的一些忧虑，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吧。

作者：董良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