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同志是党的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也可以说是党的元老。他毕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披肝沥胆、鞠躬尽瘁，在党内有口皆碑，堪称共产党人的模范。董老长我近两轮，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我都从他那里获益甚多，是我十分敬重的长者。

我和董老初次共事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1947年5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我在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邯郸主持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目的是更好地推动华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那时我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董老自抗战以后，长时间在长江局、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一道工作，此时刚到华北，担任中央工委常委，4月，又担任刚刚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一职。接到通知，他立即赶往邯郸，在会上就统一财经问题和各解放区负责同志交换意见。会后，他就和华北财办的同志一起，深入调查华北各解放区原有的经济工作状况，研究制定统一财经工作的办法、措施，批评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思想，协调各战略区之间的财经关系，对统一华北的财经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48年3月，中央根据刘少奇同志的建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两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北局。这是少奇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一个很有远见的战略决策。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诞生在即，少奇同志是想以华北为基础，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实现“从华北走向全国”。5月，华北局正式成立，实行党、政、军、财统一，少奇同志兼任第一书记，我和聂荣臻同志分别任第二、第三书记。8月，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9月，董老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我和蓝公武、杨秀峰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指定我为政府党组书记。在华北人民政府干部就职大会上，董老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是：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从各方面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董老和大家一起，在政权建设和财经统一工作上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尤其是财经统一工作。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和建国的需要，必须在统一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基础上，迅速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几个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以减少军队在迅速行进过程中的种种不便。为此，董老首先从统一货币入手，先是将原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解放区银行发行的钞票，固定比价，互相通用，并成立华北银行；接着，又将华北币与山东、西北各区原有货币固定比价，互相通用。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这是实行财政统一很关键的一着。很快，华北、西北和华东三区财政实现了初步统一。那时候，董老已是60多岁的人了，在延安时就被称为“五老”之一，却总是不辞辛劳，调查，开会，常常工作到很晚才休息。其景其情，至今想来仍感人至深。

新中国成立后，董老主要从事国家的民主法制工作，是新中国法制工作的奠基人。我则主要在财经战线。八大后，他是政治局委员，我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作内容不尽相同，遇到问题，我仍经常向他请教。不知不觉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9月，我在家里卫生间跌了一跤，造成尾椎骨移位。我原来就患有脊椎肥大症，经这一摔，腰腿疼痛不堪。我向中央写报告，请病假一周，中央批示我“休假六个月”，实际上是靠边站了。10月2日，我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到了广州，住在小岛宾馆。当时，董老正好也住在小岛宾馆。知道我来了，一天，他专门来看我。了解了情况后，他缓缓地对我说：“一波，看来事有诖误，迟早会说清楚的。作为一个老同志，我的话只能说到这里。我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那时，董老实际上已被冷落。在那个已经开始混乱，让人十分揪心的日子，听了这样的话，心中不觉感到阵阵安慰。

1966年末，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来看我，并告诉我说：清华大学和国家经委机关的红卫兵30多人，已经从北京来到广州，要揪你回北京去。中央文革也给省委打了招呼，要你回北京。你看怎么办？果然，1967年元旦，我正在整理借阅的文件，一大帮红卫兵涌进我的住处，逼着我立刻跟他们上车。我对他们说：“我借阅的文件要交回去，也还有些事需要向家属讲一下。”红卫兵嚷道：“还要讲什么，要进行反革命串连吗？文件我们替你还！”我想，文件我绝不能交给他们。正在激烈争执之中，我看到董老正在窗外草坪散步，急忙冲出门，高喊：“董老！董老！”红卫兵追出来，把我抓住。年已八旬的董老闻声拄着拐杖走过来，看到我被红卫兵扭倒，难过地流下了泪水。我把文件交给董老后，转向红卫兵说：“现在可以走了。”随后，我被拥上汽车，又被拥上火车，来到了北京。从此，我便没有再能见到董老。

时光流逝，历史已跨入到21世纪，董老离世也将近30年，我也是95岁的人了。每当回忆往事，当年的情景仍宛如昨日。作为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董老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人民日报》 (2003年08月24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