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陈云在北京会见上海评弹演员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也是曲艺界最敬重的良师和益友。广大曲艺工作者永远不会忘记陈云同志对曲艺事业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

很早以前，陈云同志就对流行于江苏、上海、浙江一带的苏州评话、弹词（以下简称评弹）有所爱好和研究，认为评弹艺术丰富多彩，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教育群众、娱乐群众的一种好形式，应当予以重视、改革和发展。全国解放以后，他利用公余和休养时间，听了大量的评弹书目，接触了许多评弹艺人、创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以他一贯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作风，对评弹艺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

为了全面推动评弹工作，陈云同志于1959年11月下旬同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同志作了一次重要谈话，对评弹工作中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是关于新书和老书的问题。他把评弹演出的书目大体分为三类，并指出：一类书，即传统书，也称老书。这是经过长期流传，经过历代艺人加工，逐步提高的。在这类书目里，精华和糟粕并存，有的毒素较多，有的少些。另一方面，评弹的传统说表艺术比较丰富。二类书，这是解放初期部分艺人发起“斩尾巴”（注：即停演传统书）以后产生的。这类书目大抵是根据古典小说和当代流行的传统戏曲改编的，一般讲，反动、迷信、黄色的毒素较少。但是，评弹的传统说表艺术也运用得较少。三类书指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解放后现编的。这类书目，思想性一般比较强，但艺术上比较粗糙。对待这三类书，陈云同志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做法，即：第一，对二类书可慢一步去整理。第二，对待现代题材的新书，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新事物开始时，往往不像样子，但有强盛的生命力。对老书，有十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他强调指出，要重视创新工作，专业作家不够，可以用带徒弟的方式培养。也要发动评弹艺人深入生活，创作新书目。要扩大新书演出阵地。第三，传统书目毒素多，但精华也不少。如果不整理，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广大听众特别是新一代接受。传统书目很多，要就力之所及，采取积极的态度，逐步地搞，过急了不好。这是一个涉及到许多人吃饭的问题，必须慎重。对于整旧创新的步骤、方法，陈云同志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办法。对于长篇和中、短篇的问题，专业队伍和业余队伍的问题，自弹自唱和演唱分工的问题，苏州话和非苏州话的问题，陈云同志也都发表了重要意见。最后一个问题是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评弹艺人及其事业都是属于人民的。要从全局出发。上海和江苏、浙江等地要协作，要分工，也要互相支援。要把艺人组织起来，要解决后继无人的问题，等等。此外，陈云同志还在多次通信和谈话中着重地就整旧创新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这些谈话和通信，生动地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评弹艺术的重视和关怀，体现了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受到大家的热烈拥护，对于评弹艺术的继承、改革、创新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60年代，陈云同志继续与评弹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多次谈话和通信，引导和鼓励评弹界的同志努力创作反映新时代的作品，同时认真整理好传统书。他再次强调，新生事物有生命力，有三分好就鼓掌。希望新书要作生动地描写，还要有抒情，不仅是形容，而且要有夸张。说新书，要熟悉时代的背景和环境。比如说《林海雪原》，应该知道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地形如何，敌我形势如何，座山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说得清楚。把小说改编成评弹必须做三件事：减头绪，加穿插，变人物（张冠李戴）。《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的原型死了，但小说里没有写他死，这样写好。把实际上死的，说成不死的，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因为个人死了，阶级胜利了。对根据小说改编为评弹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青春之歌》等，也提出许多具体意见，要求创作、改编、演出的新书由少到多，由短到长，先求精练，然后延伸，努力把新书提高到传统书的艺术水平，使作者和演员很受启发。陈云同志还把自己阅读过的《简明中国通史》、《中国分省地图》和《辞源》送给评弹界的朋友，以引起他们学习历史、地理等文化知识的兴趣。许多说新书的演员都受到他的亲切接见和循循诱导。他还在1962年12月写信给周扬同志，建议组织一些新文艺工作者参加这方面的工作。正是在陈云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创作、改编、演出新书目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在传统书的整理工作方面，陈云同志明确提出，整旧是项细致复杂的工作，必须慎重。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不能离开时代条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要求古人。要去其有害部分，保留其精华部分和无害部分；同时可以作部分的必要的改编。他希望通过整理传统书目达到以下目的：思想上，精华突出，主题明确；结构上，能长能短，前后连贯；艺术上，既要严肃，又要活泼。当1961年开放书目忽视质量的时候，陈云同志又及时指出，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要看对人民是否有利。要注意分析。群众喜欢的书，不一定就是好书。这要看它是多数群众喜欢，还是少数群众喜欢；是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还是不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说书是教育人的，艺人要有责任心。这对于提醒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提高传统书的质量，起到重要的作用。

陈云同志对培养下一代的工作，对评弹艺术的理论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视。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评弹界建立了第一所正规的中等曲艺学校——苏州评弹学校。有的表演艺术团体也建立了研究机构，加强了评弹艺术的理论研究工作。

陈云同志同样关心整个曲艺事业的发展。他听过王少堂演出的扬州评话《水浒》的录音，对王少堂的说书艺术极为赞赏。1960年11月，他在南京专门听了江苏省曲艺团演出的扬州弹词，查阅了有关资料，并同有关同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他认为扬州弹词在解放前后渐趋衰落的原因，与鸦片战争以后扬州一带的经济衰落有关，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它的保守。不向别的曲种、剧种学习，人才少，书目少，曲调不丰富，没有苏州弹词那样起角色，没有竞争，就要衰落。他鼓励大家说好传统书目，说好新书，多培养人才，把扬州弹词重新发展起来。此后，扬州弹词就按照陈云同志的谈话精神，进行改革和创新，获得新的发展和进步。

　　陈云同志长期工作、生活在北京，对北方曲艺非常关心，陆续听了许多北方曲艺节目的录音，调查了整个曲艺工作的情况和问题。1960年12月24日，他在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具体分析了新书比传统书的艺术水平低、吸引听众的力量还差的原因：一是新书的艺术加工不够。二是噱头太少。在当时曲艺创作和演出中强调了政治内容的一面，忽视了文化娱乐的一面，这是偏向。三是演员的生活不够，又不大胆，怕犯错误。实验证明，陈云同志提出的这几点意见针对性很强，对于纠正当时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和“写中心、说中心，唱中心”等口号所产生的偏差，产生了很好的影响。1960年底到1961年初，陈云同志除在北京看了两场曲艺演出，还先后4次约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陈开同志和中央广播说唱团白凤鸣、王力叶等同志，详细询问了京韵大鼓、单弦、梅花大鼓、西河大鼓、河南坠子、乐亭大鼓、时调等曲艺品种的源流、特点、流派、演员和上座等情况，还听了许多曲艺节目的录音，看了一些文字资料，只京韵大鼓节目就听了近五十段，有的段子听了10遍，甚至二、三十遍。然后，他对北方鼓曲艺术的整旧创新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举京韵大鼓为例，指出：要注意保持演唱艺术的“字重腔圆”，还要保持“词意轻松”、“唱腔优美”、“节奏变化”等特点，鼓励大家无论是传统节目，还是新创作、改编的节目，不但要注意思想内容，还要有好的演唱艺术去表现。陈云同志还嘱咐有关同志“凡能搜集到的全部录音都制成唱片，记下唱词，供内部研究、学习”。此后，中国唱片社有计划地录制了许多曲艺唱片，为曲艺艺术积累了极其宝贵的资料，从而促进了曲艺的普及和发展。

1961年1月陈云同志到天津调查市场情况时，又利用晚上时间，调查研究京韵大鼓艺术，先后听了6场约30多段京韵大鼓节目和一台综合性曲艺节目，又接见了天津市委宣传部和天津市文化局的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了天津市曲艺界的情况。接着，陈云同志又在北京观看了京韵大鼓专场演出，对每个节目都看得十分认真，对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都询问得非常仔细，并对京韵大鼓和整个曲艺艺术的继承、改革和创新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鼓励大家重视传统节目，同时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把新曲艺创作发展起来，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为了曲艺事业的健康发展，陈云同志于1961年2月14日与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又对当时评弹和曲艺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提出，曲艺创作和演出人员要懂得听众的心理，群众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目前有些节目噱头、穿插太少，过分严肃。相声、滑稽等艺术形式也要注意趣味性的特点。整旧要去芜存菁。他提出，京韵大鼓有四个特点：字正腔圆、词意轻松、曲调优美、节奏有变化，不要丢掉，表演也要生动。他再次希望有些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曲艺工作，有适当的曲艺艺人参加作协、音协、剧协的活动，以利于学习、交流。陈云同志这些意见经过传达和宣传之后，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后，他还多次与有关人士谈话和通信，关注着评弹和整个曲艺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及曲艺界造成了空前的大灾难，陈云同志与曲艺界的联系也由此中断。他在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的同时，仍然十分关心评弹和整个曲艺事业。粉碎“四人帮”后，他很快就与评弹界恢复了联系。

1977年6月，由陈云同志提议，并征得文化部同意，在杭州召开了评弹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见到敬爱的陈云同志，激动万分。陈云同志也分外高兴。他仔细倾听大家诉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同大家一起交换了今后工作的意见，并亲自起草了《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会议结束时，陈云同志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号召评弹工作者要团结起来，深入揭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贡献。他主张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他继续提倡说新书，强调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鼓励大家说好现代题材的新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要积累各种题材、多种样式的书目，要增强农村和城镇演出的比重，并着重指出，我国人民大多数是农村人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四个现代化，农业排在第一位，要逐步增加到农村演出的比重。面向农村，到农村说书，对艺人来说，是个适应的过程，也是学习、改造、提高的过程。座谈会结束后，陈云同志还同部分与会人员作过两次谈话，一次是就扶植新书问题、评弹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问题、传统书目的收集、记录和整理问题，以及书目在演出中不断丰富加工等问题，讲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另一次则着重讲了评弹工作者的学习、提高问题。他希望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了解大局。要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要学一点马列著作，使大家受到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正是在陈云同志的引导和鼓励下，广大评弹工作者增强了前进的信心和勇气，较快地把备受“四人帮”摧残的评弹艺术恢复起来，出现新的面貌。

但是，在“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尚未肃清的情况下，传统剧目、传统书目尚未明令开放，许多评弹工作者对上演传统书目心存余悸。陈云同志看到1978年6月5日新华社南京分社《内部参考消息》报道的评弹方面存在的书目太少、书场不足、过去下放农村的演员尚未归队的情况，接着又得知中共中央宣传部已批准文化部上演41个传统京剧剧目，便于7月8日、22日两次写信给吴宗锡同志，就说好新书和恢复上演传统评弹书目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并请他考虑，于必要时与周良、施振眉同志商量，做好恢复上演传统书目的工作。江、浙、沪一带的传统评弹书目恢复较快，并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是与陈云同志的鼓励和提倡分不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评弹和整个曲艺界冲破了“左”的精神枷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曲艺创作日趋繁荣，传统曲艺重放光彩，城乡曲艺演出阵地逐步有所恢复，出现了百花争妍的可喜局面。但同时也有一些曲艺工作者受到“一切向钱看”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不顾社会效果，演出了一些思想倾向错误和低级庸俗的节目，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好的影响。陈云同志觉察到这种情况，就于1981年4月5日与评弹界同志谈话，明确提出：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艺术，打掉艺术上的歪风邪气。陈云同志在这次谈话中还就创作、改编新书问题、评弹要就青年和提高青年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次谈话，对于鼓励大家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抵制和克服不良倾向，起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作用。这次谈话，也引起文艺界的极大重视，大家认为“出人、出书、走正路”这七个字，言简意赅，是对党的文艺方针、任务的高度概括，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许多地方结合各个文艺门类的情况，提出“出人才、出作品、走正路”或“出人、出戏、走正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行动口号，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认同和拥护。为了更好地推动评弹工作，陈云同志又于1982年5月1日给中国曲艺家协会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分会写信，请他们注意培养青年演员并加强管理和评论工作。1983年8月1日又给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写信，请将他了解的评弹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及所附的两份材料转发上海市委和浙江、江苏省委，以加强对评弹书目和演出的管理。

陈云同志始终支持新书的创作和演出。1982年，他对邱小鹏、郁小庭、傅菊蓉创作的长篇评弹《九龙口》给予了亲切指导和鼓励。他发现徐檬丹创作的《真情假意》是一个好的中篇，是适合青年、提高青年的作品，非常高兴。很快就将他的意见告知邓力群同志，并请考虑可否改编为话剧等演出。9月，又两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写信和谈话，就《真情假意》的改编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人们由此更深切地感到，陈云同志对有切合现实的时代气息、对广大青年有教育意义的好作品，是多么重视！

1984年春节，是曲艺界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曲艺界人士陶钝、侯宝林、高元钧、骆玉笙、罗扬和袁阔成、刘兰芳、赵玉明、马增慧等应邀来到中南海陈云同志住处。大家能与陈云同志一起欢度春节，倍感荣幸。陈云同志与大家亲切交谈，询问了曲艺界的情况，听取了大家对曲艺工作的意见和要求；然后，陈云同志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他明确指出，曲艺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形式，在城乡有着很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要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就要繁荣社会主义的曲艺。他勉励大家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他指出：“出人，就是要热心积极培养年轻优秀的创作人员和演员，使他们尽快跟上甚至超越老的。出书，就是要一手整理传统的书目，一手编写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书目，特别是要多写多编新书。走正路，就是要在书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陈云同志谈到这几年文艺界的情况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包括曲艺界，成绩是主要的，但也的确出现一部分坏作品、坏节目，或有严重缺点的作品、节目，对社会、对青年起了不好的作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搞出一些条条来；同时，更需要在文艺界内部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强调说：“批评也罢，自我批评也罢，都是我们党解决思想性质问题的行之有效的老方法。我们在文艺界也要提倡这个方法，使它形成风气，逐渐为人们所习惯。我们相信，只要是充分说理、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妨碍文艺的繁荣，而且是文艺繁荣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在谈话中，陈云同志还两次谈到学习问题，“建议大家尤其是年轻的同志，平日除了看业务书之外，也要抽空读点马列主义的书籍，特别是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接着强调说：“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最正确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有还是没有这个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工作起来就会大不一样。”听了陈云同志的谈话，大家都深受启发、教育和鼓舞。陈云同志对大家提出的关于建立曲艺学校、成立曲艺研究机构等要求，表示理解和支持，并请在座的邓力群同志转告文化部负责同志。陈云同志在春节接见曲艺界人士的消息和他的春节谈话由新华社播发和各大报纸发表以后，广大曲艺工作者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在文艺界和有关各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不久，文化部就决定创办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曲艺研究所，并按照陈云同志的建议，成立了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

广大曲艺工作者又一次难忘的时刻，是1985年4月18日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宣读陈云同志的贺信。这封贺信热情赞扬了广大曲艺工作者近几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指出曲艺工作者同我国所有文艺工作者一样，肩负着教育群众、特别是教育青年的责任，勉励大家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创作演出更多的具有时代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作品、节目，为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家代表听到陈云同志的贺信，深受感动，莫不欢欣鼓舞，更加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高了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此后，陈云同志不顾年老体弱，继续关注着曲艺工作。1986年9月，他为全国曲艺优秀新曲（书）目调演题词，鼓励大家继续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1990年，他为首届中国曲艺节题写节名；1991年，他为骆玉笙同志艺术生活65周年赠送了“为人民服务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的题词，如此等等，都使广大曲艺工作者深受感动。直到逝世之前，他还惦念着评弹艺术和整个曲艺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保持着与评弹界人士的密切联系。

回顾陈云同志在曲艺、文艺方面的言论和实践，我们深深感到，他始终是把包括评弹在内的曲艺工作、文艺工作当作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总是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观察文艺问题，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曲艺、文艺工作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不但很好地贯彻了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今后的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在与评弹和曲艺工作者的接触中，总是使人感觉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可敬可亲。人们反映的情况、问题和提出的要求和意见，他总是那么认真仔细地听取。他发表意见时，又总是采取商量的态度，使人感到真诚、谦虚，从不强加于人。他把评弹、曲艺工作者当作自己的同志和朋友，看到优点和进步，就热情鼓励，看到缺点和不足，就循循诱导，耐心帮助。他不但关心同志们在政治上、艺术上的提高和进步，而且关心同志们的生活。他还主动把亲自书写的一些条幅赠送给同志们，作为纪念。陈云同志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和艰苦朴素、认真细致的作风，给大家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陈云同志的确是曲艺界最敬爱的导师、同志和朋友，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广大曲艺工作者将永远牢记陈云同志的教导，向着他指引的目标前进！（作者 罗扬）

来源：《缅怀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