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但老首长慈祥的笑容宛在，亲切的声音犹在耳畔，仿佛那一次次的娓娓而谈，就在昨天。

因为工作关系，也因为陈云同志对评弹艺术的喜爱，加上杭州的特殊环境，陈云同志常来西子湖畔。我有幸和他会面数十次，一起听评弹、聊评弹，联系频繁、情谊颇深。我认识陈云同志时，还是个青年。三十八年来，他生前对我的耐心开导和循循善诱的教诲，一直指引着我一生的工作和为人。两年前他逝世的消息传来，我正因心肌梗塞突发在医院里抢救，无法赴京为老首长送行，实为终生憾事。今天，回忆往事，当作心香一瓣，寄托不尽的思念！

“我是听‘戤壁书’出身”

我最初见到陈云同志，是在1959年。那时，我在浙江省文化局负责曲艺工作。正逢那年我省以评弹为主的浙江曲艺队成立，为了熟悉评弹，我常去书场听书。有一次，我看见一位长者在听众席上聚精会神地听书，有点面熟，仔细一想，认出是陈云同志，顿使我激动不已。他是中央首长，却以一个普通听众的身份听书，这是陈云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后来我多次在“大华”、“三元”书场见到他，当他得知我是文化局分管曲艺工作的干部后，就在11月中旬的一天，约我去他的住处聊聊。当时，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虽然在书场里已见过几次面，但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还是第一次，因而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见面后他问我：“你是搞评弹的，你听过‘阴立’吗？”我以为他指的是评话《大明英烈传》，就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听过！”

他听了我的回答就笑了：“你二十来岁，这点年纪，怎么会听过‘阴立’呢？你以为是‘常遇春马跳围墙’、‘胡大海手托千斤闸’的《大明英烈传》噢！”陈云同志见我有点茫然，便解释说：“我说的‘阴立’，这是从前听白书的行话。所谓‘阴立’，不是《大明英烈传》的简称，而是在阴角落里立着听白书的意思。”接着讲述了他在家乡章练塘听书的往事：他小时候常跟娘舅去听书。那时的书场大都设在茶馆里，听书的要付三个铜板买一根竹筹才能在场子里坐着听。书好听，天天去听，有时大人不去，就自己去了，没有那么多的钱买书筹，只好站在书台对面墙角边上老远地听先生说书。因为是在光线较暗的阴角落里，又是立着听，所以对那些不付铜钿听白书的谑称听“阴立”（取《英烈》的谐音）；又因为听“阴立”是戤着墙壁（背脊靠着墙）听的，所以又称为听“戤壁书”。

陈云同志讲完了他小时候听书的故事后，就问我，“这样的‘阴立’你听过吗？”

我忍不住笑了，回答说：“没有！”

“是啊，你怎么会听过这种‘阴立’呢！我是听‘戤壁书’出身，从前专听‘阴立’的。”说到这里，陈云同志爽朗地笑了，我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他这番幽默风趣的开场白，使我那局促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气氛也显得活跃而轻松了。随后，他就和我谈了评弹的过去和现状。我老老实实地对他说：“我刚刚接触评弹，所知甚少。”他鼓励我：“慢慢来，事情总是从不懂到懂，从不熟悉到熟悉。往后多听书，多接触演员，多做些调查研究就是了。”

不知不觉，谈了许久。这是他第一次和我谈话。他那谈笑风生的神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毕生难忘。

“我们开个座谈会吧”

1977年，江浙沪部分评弹工作者参加了在杭州召开的评弹座谈会。这就是后来被评弹界称之为的“杭州会议”。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会议。说它不寻常，是因为这个会议是陈云同志提议召开的。陈云同志不仅亲自主持，并到会讲话，参加座谈，会后还发了《评弹座谈会纪要》，这在建国以来文艺领域中还是少有的。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于1977年初夏来到杭州。那时，他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当他得知我仍在省文化局抓评弹工作后，在五月底的一天约我去他的住处谢家花园（现改称柳莺宾馆）聊聊。阔别十多年，久别重逢，我的心情十分激动。那次见面谈了两个小时，堪称长谈。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他在十年动乱中的一些情况。1969年冬，他和邓小平同志竟被“四人帮”弄到江西南昌乡下，他在青云谱，小平同志在一个拖拉机修理厂。他因为有病，算是参加“轻微劳动”，小平同志则要天天上班劳动。这期间，戚本禹这些人连《参考消息》都不许他看。他还告诉我：“你们的于同志（60年代初，我和评弹演员们都这样称呼于若木同志），因为贴了江青的大字报，说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和寄生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后来亏了周总理保了她。唉，那个年月呀……”听着陈云同志这些话，看着他清瘦的身影，想到在那个年月里，他和小平同志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遭遇，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那次谈话，陈云同志问及我和评弹界一些人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我向他诉述了评弹被摧残的惨状：绝大部分评弹团、队被强令解散，演员的工资停发，靠补贴费度日，生活艰难；有的被迫下放劳动，有的改业转行；数以百计的书场被关闭，苏州评弹学校停办；上海评弹团虽未被解散，但张春桥、徐景贤要他们搞“大改革”。使演员左右为难，啼笑皆非。当我汇报到这里，陈云同志插话说，1975年他曾到过上海，在收音机里听到的评弹，就不像评弹，叫“评歌”、“评戏”差不多，连忙关掉了收音机。他还说前些天，赵开生告诉他，那时上海的所谓“大改革”，“竟在台上翻跟头、豁虎跳，这还叫评弹啊”！陈云同志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被糟踏而气愤。

是年的6月1日、2日，他分两天听完了我在1963年根据周总理指示而改编的，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恢复上演的中篇弹词《李双双》。演出结束，他立即和我们座谈，就今后评弹如何恢复、发展提出了意见。陈云同志这么关心评弹，演员们心情无比激动，都说老首长又来抓评弹，评弹有希望了。

6月10日左右，陈云同志又约我到他的住处。他对我说：“来杭州后，听了赵开生的、苏州的和你们省的几回书，作了点调查研究，心中有点数了，对今后的评弹工作，有一些想法和你们谈一谈，趁着我现在有时间，找点工作做做，我们开个座谈会吧！这个会我来请几个人，除了你，把吴宗锡、周良请来。当然，开这个会，要和文化部打个招呼。请人、接送、住宿这些事，我这里会安排的，你只管来开会就是了。你说好不好！”我是欣喜万分，连连说好！就这样评弹座谈会于1977年6月15日至17日在杭州召开。

座谈会前，陈云同志针对“四人帮”对评弹的破坏，写出了《对当前评弹工作的几点意见》，并印发给大家。他亲自主持座谈会，多次发表讲话，与会者无不激动万分，兴奋不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此关心评弹，直接抓评弹。这对当时的全国文艺界来说，确是极不寻常的。因为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没有恢复，大批文艺作品还未开禁，被砸烂的评弹队伍溃不成军，被“四人帮”强令改行下放到农村、工厂、商店的演员还未归队，被封闭的书场还末开放，像《三国》这样优秀的传统评话还不能说，说《林海雪原》的评话演员，在“文革”期间被扣上“破坏样板戏”的罪名而判了刑的还不曾平反。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云同志亲自召开评弹座谈会，发表了一系列意见，对评弹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评弹的恢复和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评弹座谈会后，陈云同志抓评弹的消息迅速传开，评弹界为之振奋，备受鼓舞。没过多久，评弹团、队先后恢复，下放转业的演员陆续归队，书场重新开张，优秀的传统书和现代书先后恢复上演，整个评弹艺术渐渐复苏，评弹较之其他文艺门类先走了一步。陈云同志当年此举，对当时整个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我对新作品，有三分好就鼓掌”

陈云同志一贯鼓励评弹界编演新书，他说：“演传统的书目（包括分回），也演新创作、改编的书目，这才是‘百花齐放’。只演传统书目，是不对的。”他对编演现代题材的新书目，总是满腔热情地支持和扶植。他深知编演新书的困难，更理解现代书在书台上站住脚不容易，为此经常鼓励作者和演唱新书的演员。

1959年11月，他第一次找我谈话时就说：“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后来，他又多次在和评弹演员的谈话中反复强调，“新书三分好就鼓掌”这句名言。三十多年来，一直为评弹界所传颂，激励着评弹工作者努力编演新书。

60年代初，陈云同志说这句话时，正是评弹界、曲艺界经过“大跃进”年代，出现了新书质量不高、说新唱新热潮低落的时候；是评弹界编演的一些新长篇上座不佳，演员们对说新书信心不足的时候；也是口头上讲“两条腿走路”，实际上新书在书台上日趋减少的时候。陈云同志及时告诫我们曲艺干部，要对编演新书给予热情支持，为评弹的书目建设指明了方向。

陈云同志之所以要说这句话，首先要我们明白，编演新书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也是评弹艺术发展的需要和方向。同时，他又指出“新书有三分好就鼓掌”，并不是降低新书的艺术质量要求。老书是“长期流传，经过历代艺人加工，逐步提高的”。“新书还是萌芽”，“还有个提高锤炼的过程”，所以有三分好就鼓掌。他一再鼓励大家努力提高新书的艺术水平。

陈云同志数十年来大力支持、扶植新书，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60年代初，他在杭州听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三部新长篇和《过年》、《错进错出》、《闯海》等十多个短篇后，书面的、口头的，提出了不少有助于进一步加工提高的建议。1977年，他听了《李双双》、《老子、儿子、折子》、《一往情深》等中篇后，找作者和演员座谈，给予鼓励。是年6月24日，为了让改编者和演出者熟悉东北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更好地对长篇评话《林海雪原》进行再加工，他向我和汪雄飞、蒋希均，详细地就抗日战争后东北的情况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介绍。1982年，上海评弹团编演的中篇弹词《真情假意》的录音，他连听二十遍，又多次谈话、写信称赞”这是一部适合青年、提高青年的好作品”。1984年，他听了现代长篇《九龙口》的录音后，给作者和演员写信鼓励，说“这是一部成功的创作”，“非常赞赏”。1986年，他听了新长篇《筱丹桂之死》的录音，又获悉社会上对此书评价不一的情况后，对我和上海、苏州的同志说：“这部书有缺点，但受听众欢迎。内容又不坏，算是成功的”，鼓励“以后慢慢提高”。1989年2月，他在杭州春节联欢会上，听了浙江省曲艺团演出的对白新开篇《说书先生办年货》后，高兴地点头赞许说：“编得还风趣。”

几十年来，陈云同志关于支持、扶植新书的论述颇多，指导及时具体。他帮助我们分析新书艺术质量不高的原因，提出一系列改进、提高新书艺术水平的意见。他反复强调“说新书，要熟悉时代的背景和环境”，“对工人、农民不熟悉，因此较难表现工人、农民”；“要组织、安排好‘关子’，不要平铺直叙地演述”，“要有噱头”，“作生动地描写，还要有抒情，不仅是形容，而且要夸张”；鼓励演员“说新书要大胆，不要怕歪曲人物、犯错误”。他指出评弹“提高新书艺术水平的决定因素，不在起角色，而在说表”；不断鼓励演员“说新书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要用较长时间去琢磨，开始时不要怕上座率低”等等。此外，他还就评弹工作的领导如何抓创作，提倡搞改编等等，提出了极为具体、至关重要和切实可行的办法。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是陈云同志在80年代初告诫全党的一句话。这句名言，一直为全国广大党员所传颂。直到今天，对党风建设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云同志对那些败坏党风者，深恶痛绝。在1977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过“四人帮”一伙生活奢侈，“都是败家子”。今后你们编书时，一定要写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不是这样的。1982年3月，他和我漫谈评弹新作《真情假意》时，对我说：“作品中有一段表述琴琴开后门、会拉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叫她的对象无病装病开病假条的描写很生动。青年中这些不好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和人物很普遍。”为什么社会上这些不正之风会流行？他要我想想，“是不是和党风不正、党纪不严有关。”

陈云同志一生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艰苦朴素，他以自己的言行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这里我略举几例：大家都知道陈云同志日常生活中，很喜欢听评弹，但他反对我们为他组织专场演出。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他除了审听我们新编的现代书外，常去书场听书。1977年后，他年事已高，不宜去书场，于是他除了参加节日联欢活动和观看评弹学校学生的汇报演出外，听评弹全靠听录音了。我多次想搞专场请他审听，他都谢绝了。1980年4月，上海评弹团杨振言、余红仙、马小虹在杭州公演。我们商定后，在20日上午请他听了一回书、一个开篇。事后他问我：“是你给吴宗锡通了气吧？”我说：“没有您老首长的吩咐，我不好随便通气的。他们是按去年订好的合约来新艺书场公演的，不是特意为您安排的。”又如，1983年7月10日，我和吴宗锡、周良应邀到他家做客时，他告诉我们：“今年他在杭州听了六回书。”我说：“评弹界一直渴望您能多听听，可前两年您一回书也不听。”他说：“今年是小平同志说了话了。小平同志到了杭州，问省里的一位常委，陈云同志还听评弹吗？回答说，自有了《准则》后，他就不听了。小平同志发话了，文娱生活还要的。这样也就听了。”陈云同志时时按《共产党员准则》办事，严遵党纪，令人敬佩！

陈云同志在杭州时，我有幸多次去过他的休息室。室内摆设，极其简单：一对沙发，中间一个茶几，茶几上放一台小收音机，旁边一盏落地式台灯，还有一台笨重的苏式“老爷”放音机，一个简易的书柜（1977年以前是藤书架），一个简易的供保存评弹脚本、资料、录音带用的木质资料箱。至于他的穿戴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传统，70年代穿的大衣是1951年做的，脚上穿的皮鞋是1958年在重庆买的。1977年主持评弹座谈会和我们合影时，我看到他身上的“开斯米”背心，有些地方是用线织补过的。他自己是那样的俭朴，而在1983年出版一本评弹论著的稿酬则全都捐赠给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陈云同志通常是在春天来杭州，可是1988年却在杭州过了冬，还参加了1989年春节联欢会。后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和我与他的一段对话有关。1988年的一天，他约我去谈谈农村情况。闲谈时，他告诉我：“来杭州后身体较好，没有感冒。”我说：“欢迎您常来，除了春天，冬天也好来嘛。”“冬天要生炉子的呀？”“您在北京不也是要生炉子的吗？”“那是大家都生的。”“这里天冷也要放暖气的。”“为我？”“不，为住在这里的所有客人。您现在住的地方，对外开放后叫西子宾馆，其他几幢楼住着外宾和内宾，天冷就得放暖气，他们又不是单独为您生炉子。”“照你这样说，冬天是好来的？”“当然好来啰！”这番话给我的印象特深，这不仅反映了老首长崇尚节俭，更重要的是，他心中想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化，时刻不能脱离群众！（作者：施振眉）

敬爱的陈云同志、尊敬的老首长，我和评弹界的同志永远怀念您！我有生之年，不忘您生前对我的教诲：“这辈子把评弹搞下去！”

（原载《曲艺》1997年第4期）

来源：《缅怀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