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作为一代伟人，他的丰功伟绩以及卓越的领导艺术，已是有目共睹。我作为一名曾在这样一位伟人身边工作生活过的战士，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无限的光荣。

1945年9月，我随原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同志渡海到达东北，到东北局接受任务。那时陈云、彭真等同志刚从延安飞到东北，我便被分派到陈云同志身边工作。

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我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为止，我前后在陈云同志（我们习惯地称他为“首长”）身边工作了8年多。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以及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至今让我难忘，并始终激励鼓舞着我。

1946年初，在北满军区驻地宾县，陈云同志的工作非常紧张。当时从关内来了大批的干部，首长每次都亲自找他们谈话，交代任务。一批一批地到来，又一批一批地离去。生活非常艰苦，我们住的县城副食很少，想给首长调剂一下生活也很困难。首长的身体不好，我一直担心累坏了他。有一次，我就去市场上买了一只鸡回来，放在铁锅里炖了。没想到这只鸡，连汤带骨头，首长吃了整整一个星期。有的领导同志见了我，就责怪道：“一只鸡吃了这么长的时间，让首长吃坏了肚子，怎么办？”但陈云同志却吃得津津有味。

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攻解放区，当时南满的形势是这样：所有大城市除长白山里的临江、抚松等四县外已全部被国民党军队侵占，我们10万人员被挤到长白山脚下。就在这种情形下，首长提出去南满。我们是1946年11月初从哈尔滨出发到佳木斯的，家属也随行，同去的还有肖劲光司令员。乘火车经过牡丹江、图们江到达朝鲜的平壤及满浦，于11月底抵达临江。我记得火车到老爷岭附近（斗沟子车站）时，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这段铁路坡度很大，又是单线。这天下午四时许，我们的专列停在斗沟子车站，另有一拉粮食的列车在我们进站后发车，车厢顶上还坐有300多朝鲜族老百姓。这时前一站来电话通知我们可以发车，还没等我们的车启动，前一站的调度又来电话说，跑车了！没过几分钟，我就看见一道火光从陡坡上向我们的方向冲了过来，随后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原来前一辆专车上的司炉和司机是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他们看到我们的专列上有部队和装甲车，就认为车上一定有我军高级领导人，因此下决心要搞破坏。司炉把第二节与第一节车厢之间的挂钩摘掉，然后用车头及拖带的一节车厢向前行驶一段后，返回来撞向已经脱节的车厢，造成这次重大事故。因为扳道员采取了果断措施，才避免了与我们的专列相撞的重大事故。

我们在该站停留了一天多的时间才开车。大约半年后才知道，这个地区有国民党潜伏的两个支部，被我们挖出后，这条道路才比较安全了。

到达临江后有很多的事情需要首长解决。部队的各级干部来自各解放区，部队主要来自关内的山东、河北等地，思想上、指挥上比较混乱，不太统一。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中央决定首先成辽东北局辽东分局，陈云任书记，肖劲光、肖华任副书记。辽东军区也随后成立，司令员为肖劲光，政委陈云。

当时已是12月初了，南满下了大雪，我主力部队还穿着单衣，另外十几万人的吃饭也是个大问题。首长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休息时间极少，工作累了就在房间里转转，房间外就是鸭绿江，非常冷，无法在户外活动。首长因营养差，工作时间长，身体劳累过度，因此常常患感冒。前方送回的伤病员都要经过临江到长白山里治疗，首长仍然拖着带病的身体常去看望伤病员，非常关心他们的治疗情况。伤员们都非常感动，表示伤愈后马上回到前线参加战斗，消灭反动派，保卫临江。

前方战斗很紧张，首长病了，有时就在床上围着棉被召开会议。他在临江住了五个多月，就洗过一次澡。他常常在晚上找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谈话，在我印象中，他与之谈话次数最多，时间也最长的是肖华同志。首长细致、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为解决辽东一些干部的思想问题起到了关键作用，为胜利保卫南满及解放全东北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党中央、东北局的领导及辽东军民英勇奋战下，一年中，除沈阳等几个孤立点外，东北其他城市都得到解放。但首长的身体也累垮了，中央让他去旅大或苏联疗养，他都一一谢绝了，而是回到东北局驻地哈尔滨休息。1947年12月28日晚，首长经过辑安到达朝鲜平壤。1948年1月5日回到哈尔滨。当时，以林彪为首的东北局全体成员到车站迎接。

在哈尔滨休养的四个多月中，因为条件的改善，首长的身体也逐步得到了康复，精神状态也很好，有时我们还能听到他拉二胡的声音，这也是陈云同志的唯一爱好。后来首长又接到新的任务，着手筹备中华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48年夏季大会按时召开，陈云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第六届总工会主席。

1948年11月，沈阳刚刚解放，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陈云同志被任命为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上任后首先下达命令，接管后的一切财物、家具等等都要留在原处，没有命令任何人都不得挪用。我们随首长刚到沈阳时，是住在东北宾馆。后来一批民主人士包括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要来沈阳，首长为了让他们的居住环境好一点，住得舒适些，主动让出宾馆，自己搬到了条件比较简陋的辽宁省政府内。我知道后，马上先到省政府内查看一下首长的住处，发现首长将要住的地方只有一张小铁床，床上只铺一个草垫子，又硬又凉。沈阳的11月已经下雪了，天气是很冷的，而首长的铺盖还是从延安带来的，只有一被一褥。我实在看不下去，当天晚上就背着首长自作主张，从宾馆首长住的床上拆了一个沙发垫子运回省政府的住处，偷偷铺在了首长的床上。首长半夜开完会，回到宾馆原来的住处，发现床上的沙发垫子少了一个，就把我叫到身边，平静地问我：“沙发垫子哪去了？”当我吞吞吐吐向首长报告说：“我看您的住处没铺的，先借用一下，以后再拿回来。”首长一听就火了，严厉地说：“我下的命令，自己不执行，叫谁执行？”然后，抬起右手向上指了指自己已经白了的头发，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我20多年的党龄了，怎么能带这样的头呢？今后不要这样了，快拿回来吧。”我只好去把垫子从省政府拉回来，放回原处。这时首长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行了，咱们走吧。”

沈阳解放后，首长乘坐的是一部比较旧的车。当时仓库里还有很多的新车，我就向首长建议换一辆新车。首长不同意，并对我说：“我们现在的这部车，比哈尔滨时的那部好得多嘛。另外还有好多首长呢，高岗啊，李富春、张闻天、王稼祥、林枫……我来这里，先用好的，影响好吗？”我听到这里不由得低下了头，内心再次受到了一次震撼。首长就是这样，在处理各种事情时总是不计私利，处处为他人着想。

1949年进驻北京后，一次，贸易部的同志送给首长一块自动手表，说是给首长“看看”。因为首长的事务一直很繁忙，这件事就暂时搁下了。两三天后，首长突然想起来，就说：“我已经看好了，让他们把表拿回去吧。”那个部门的同志只好把表又拿了回去。

1951年，在中南海勤政殿与西藏和平谈判签字仪式上，首长仍然穿着延安自制的粗呢子衣服。事后，我对首长说：“现在您的国事事务多了，您应该再做一套衣服了。”首长说：“这套衣服不是挺好嘛。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节省些钱好搞经济建设。”

首长对孩子们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像孩子的吃饭问题，首长就对我说过，一定要让他们自己做。第一，是让他们克服依赖思想；第二，这样也能够锻炼他们自己。首长也从来不让孩子们用他的汽车。另外于若木同志也从来不坐他的汽车，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于若木同志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这给我们这些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陈云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是非常关心的。1953年，因为我的身体不太好，我要求调离。在征求首长意见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在，战争基本打完了，要搞经济建设了。搞建设要有科学文化知识，让你去领导一个单位，你没有知识怎么能行，光靠勇敢是不行的。我当店员时，抽空看看报纸学习知识，那时我没有条件学习。你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就更应该努力学习。你想想你还有什么困难？”首长的这一番教诲，让我非常感动。后来我在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还经常向首长汇报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陈云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他的谆谆教诲，却一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他对党的忠诚，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对同志的关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作者：张季敏）

来源：《缅怀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