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是我十分尊崇的革命前辈。早在二、三十年代党在上海的地下活动时期，他就与我的父亲章乃器及伯父章培、叔父章秋阳建立了革命友谊。新中国建立后，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陈云同志的安排下，父亲参与了国民经济的整顿复兴工作，先后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粮食部部长等职务，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财经工作达8年之久，协助他统一财经并制定和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其后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巨大的政治风浪，他们的友情始终不渝，被认为是党内外人士间的一段佳话。陈云同志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现将父亲及前辈们所述的一些往事缀成此文，作为对陈云同志最深切的怀念。

一、章氏三兄弟，患难助陈云

说起父亲与陈云同志的交往，首先要谈到我的三叔章秋阳。章秋阳原名章郁庵，他于1922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虹口发行所当营业员，并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之一，1925年前，商务印书馆已经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当时该馆已有工人四千多人，职工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较高，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的斗争精神，成为上海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在虹口发行所工作期间，章秋阳结识了发行所营业员廖陈云（陈云）、徐新之，以及该馆党组织负责人沈雁冰、杨贤江等人。“五卅”运动后不久。在党组织的推动下，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成立，推选陈云、王景云、章秋阳、徐新之等2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陈云任职工会委员长。在陈云同志主持下，他们和徐梅坤、沈雁冰、杨贤江等共同领导了1925年8月的商务印书馆大罢工，罢工震动了全国，把上海的工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据当时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上海印刷总工会委员长徐梅坤回忆，陈云同志是由恽雨棠、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章秋阳则由徐梅坤介绍入党，时间均在1925年。后来章秋阳担任了中共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同志朝夕与共，在工运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当时父亲任浙江实业银行襄理、营业部主任，大伯章培任浙江省防军参谋长兼保安团长，陈云和章秋阳曾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掩护革命的地下活动。

章秋阳经请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和组织部长赵世炎同意，到国民党军队去搞策反工作，大伯章培安排章秋阳担任了保安团军需官的职务，以便于他接济有困难的革命同志。在一次宴席上，章培接到浙江省“清党委员会”的一封密信，要他逮捕绍兴地区的12名共产党要人，这12人当时正是他的席上客，他不动声色地请他们留下，把密信给他们看，要他们马上转移，而他自己则最终因“清党不力”而被撤职。建国后陈云同志见到章培时对他说：您在大革命时期给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我曾到过您家，您还记得吗？

章秋阳也被迫离开军队，在隐蔽了一个时期之后，利用父亲在金融界的关系，开始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为商界的一个活跃人物。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陈云同志接手中央特科，经他介绍，章秋阳到潘汉年领导的特科情报部门工作，除搜集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外，还担负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当时特科大量的经济收支和周转的保密成为一大难题，章秋阳多次把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由父亲通过银行换成法币。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和章秋阳的谨慎，这些活动从未有过失误。此外，父亲还协助把共产国际由国外转来的外币，兑换成法币，并曾帮助杨贤江同志以及宋庆龄、路易·艾黎和刘鼎同志转移过党的经费。1934年父亲出任中国征信所董事长以后，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处境艰难的共产党人，也被安排到征信所挂名任职，隐蔽下来。

1933年，陈云、潘汉年先后离沪去中央苏区。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们同时接受任务，先后秘密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并设法重新接通因长征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陈、潘约定把章秋阳列为在上海的联络人。陈云同志约在同年6月底到达上海，以李介生的化名住进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路永安旅馆。由于党组织被严重破坏，他无法接上关系，也找不到章秋阳。但章乃器是社会知名人士，他很快找到了父亲，父亲立即与章秋阳联系，章秋阳马上来见陈云。为保障安全，他把陈云同志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后又移至英租界山西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妻）家中。原商务印书馆的老党员孙诗圃同志也奉命从无锡赶来，参加掩护工作。

经章秋阳联系，陈云同志见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又通过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与潘汉年取得联系。同时，章秋阳又帮他找到了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和何实嗣（何叔衡之女），她们与共产国际驻沪联络员有联系。不久潘汉年同志来沪，由于上海形势险恶，无法开展工作，经商议决定北上。陈云、陈潭秋、杨之华等乘坐苏联货轮经海参崴赴莫斯科，潘汉年随后也前往苏联。

二、立国安邦日，共济应时艰

抗战胜利后，父亲参与创立和领导民主建国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因此而受到迫害，流亡香港。1948年底，他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毅然舍弃了在香港蒸蒸日上的地产事业，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三十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乘苏联轮船北上，于1949年初到达东北解放区。在解放区，父亲和当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老朋友陈云同志见面了。陈云同志对他说，听说你在香港的企业搞得不错。父亲说不过是打打经济算盘而已。陈云同志说今后要请你给我们的新国家打算盘，打更大的算盘。陈云同志是店员出身，父亲是银行练习生出身，两个人打算盘的基本功都十分娴熟，这两把算盘很快就结上了缘分，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起了大算盘。

同年2月25日父亲到达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不久，在中央的一再敦促下，陈云同志从东北赶赴北京，筹组中央财经委员会。当时北方缺粮，南方缺煤，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则缺粮又缺煤。鉴于上海的严峻形势对全国都有重大的影响，陈云同志召开会议研究解决上海粮煤短缺等问题。他请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一批专家发表意见，父亲认为粮食可用铁路南运，而运煤量大，需要海运，在会上力主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他实事求是地分析说，这是能够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唯一方法。但利用外船运煤，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卖国”之嫌，陈云同志一时下不了决心。父亲进一步解释说，这些船的船东有不少是中国人，挂的不是英美国旗，而是巴拿马等小国的国旗。姚依林同志在会议室内徘徊了一阵，说道：“我们就‘卖’一回国吧！船还是中国人的船，钱也是中国人赚。”这样，陈云同志就把运煤的事确定了下来。

为稳定金融和发展生产，父亲还曾向周恩来、陈云同志建议发行折实公债，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后来陈云同志经过调研，正式向党中央提出发行方案，得到了批准，于1950年初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公债，这种公债以市场上的重要商品如粮、棉、布等为计算单位，以保证持有者不会因物价波动而受到损失。

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同志任主任，父亲和不少经济学界的民主人士被聘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成为陈云同志的智囊团。5天后即7月17日，父亲陪同陈云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对上海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谈。本来工商界有不少人看不起共产党，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只能得0分。经与陈云同志座谈，有的人开始改变看法，说：共产党内真有能人，陈先生提的问题，内容很深。

8月初，陈云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大区的财经负责人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确定了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措施。父亲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活过将近20年，在金融界、工商界有不少老朋友。他受陈云同志委托，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向他们宣传党的经济政策，如认购公债、工厂不内迁、全部吸收旧人员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稳定上海的经济，安定民族资本家，起了重要的作用。

父亲在8月底回到北京，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9月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共同纲领》第三起草小组的召集人，负责起草纲领中的经济部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父亲以民主建国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并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民族工业家的任务》的发言。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发言中号召民族工业家：“在目前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本，而同时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某一天消灭自己的阶级。”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公开提出消灭自己的阶级，这在历史上还是新鲜事。10月1日，父亲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政协财经组组长等职。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他和陈云同志的交往日益增多。

自10月份起，上海、天津、武汉、西安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开始猖獗起来。投机商和不法资本家大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带动全国范围的物价大涨。陈云同志在党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量的物资，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陈云同志经过周密计算，对手中掌握的物资，物价上涨指数，需要调进多少物资，什么时候可以稳定物价，都做了细致安排。然后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反击。对于投机资本，父亲一直是坚决主张打击的，在反击的策略和手段上，他向陈云同志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采纳。但对于反击的时机上的把握，陈云同志就比父亲有城府得多。父亲曾经十分叹服地描述当时的情形：

“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旋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同志）却是那样的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检讨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1）

陈云同志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一举打胜了这场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战役，稳定了全国的物价。毛主席评价这场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原来曾预言共产党在经济上只能得0分的上海工商界人士，也改变了看法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为配合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统一财经工作的部署，父亲在这一时期还写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私营行庄何处去？》、《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币制稳定后私营工商业怎么办？》等十几篇文章，运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宣传党的经济政策。

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1952年，由于粮食供销的形势日益严峻，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立粮食部。同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父亲被任命为首任中央粮食部部长。9月1日，粮食部正式成立。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对于一个当时拥有6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吃饭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和新政权的稳定，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国外敌对势力曾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预言共产党将因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垮台，而共产党恰恰任命了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粮食部长，是一件十分令人瞩目的事。父亲在上任之初就表示：“非党人士担任财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责任重大。”父亲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陈云同志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

粮食部的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城南石驸马大街一座旧式的大宅院内。机构草创伊始，就遇上了十分严峻的形势。这时国家已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同时还要保证当时抗美援朝战争的军需；土地改革后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提高，也增加了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压力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奸商、富农乘机勾结小贩，一面向农民争购粮食，一面混杂在需粮群众当中套购粮食，使许多基层购粮点脱销，造成了黑市，助长了农民惜售粮食思想的发展。

自1952年秋季开始，粮食工作上过去行之有效的利用自由市场进行斗争的方式，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到1953年，虽然大中城市的粮食市场一般是稳定的，但在受灾地区、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个别地区出现了数千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起长龙争购粮食的情况。反映在购销数字上，是购多销少的形势日益严重，国家的库存消耗日大，而回流到农村中的粮食，数量却日益增多。同年8、9月份，北京、天津两市不得不开始实行面粉配售。

陈云同志早在1952年1月向中央提交的财经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搞试点试行粮食征购的建议。粮食部自成立之初，就在酝酿有关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和在城市实施配售的政策方案。作为粮食部长，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粮食形势，父亲的心情十分沉重。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主张采用“统制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但作为一个自幼生长于贫困农村的知识分子，他也深知农民稼穑之艰辛，对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能否实行这样的政策，他感到没有把握。当陈云同志受中央的委托调研粮食形势，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把自己的意见和担心和盘托出，请党中央定夺。陈云同志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权衡，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售。

当时毛主席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词不好听，因为日伪时期曾使用过同样的名词，希望改一个别的说法。父亲提出将征购叫做“计划收购”，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征购和配售被命名为“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两者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这一重大政策于同年11月由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正式公布出台后，立即扣转了粮食市场上国家购多销少的局面。在1953～1954年粮食年度里，国家全年粮食征购量比上年增加近30%。

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被称为是建国以来经济战线的第二个大战役，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需要制订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父亲身为粮食部长，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亲自主持起草工作，这说明党中央和陈云同志对他的信任，他的工作也得到了陈国栋、黄静波等党内副部长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粮食是一种战略物资，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世界各国一般都采取国家垄断，实行粮食征购配售一条龙政策，主要目的是保障军需民食的供应，对于经济核算是不大注意的。但父亲认为粮食工作在许多地方有时只能是不惜赔钱的，但不能理解为不惜成本，要求搞成本核算，不赔那些不该赔的钱。为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要不要创造利润的问题，父亲甚至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和一位领导同志当面争论过。因为他以前曾是一个企业家，也有同志认为，他是用管理企业的模式在管理粮食部。但陈云同志理解父亲的耿直性格和敬业精神，也没有否定父亲的观点。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行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和执行政策的干部素质等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1954年多收购了23亿斤，加剧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个别地区发生骚乱，引起不少的批评，加上一些敌对分子的煽动，甚至出现了“统购统销搞糟了”一类的言论，统购统销政策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陈云同志的对策是调查研究。1955年1月，他亲自到家乡江苏青浦县小蒸乡深入调查，提出了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赞同，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以陈云同志为榜样，父亲也在工作中大搞调查研究。1955年9月，父亲回到家乡浙江省青田县，步行十几里山路到故里东塬乡调查研究，当他了解到由于执行政策不当，造成饿死人的事件后，立即向浙江省和中央领导反映，调集了一批粮食为农民解困。

四、身前身后事，事事总关情

正当父亲踌躇满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1957年“反右”的巨大政治风暴开始了，父亲被打成“右派头子”，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大伯章培受到株连，也被划为“右派”。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关部门曾征求他的意见，如愿意出国可提供方便。但父亲坚持留在国内，与祖国共命运。“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残酷迫害，处境十分艰难，但仍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念，并惦念着陈云、张劲夫、陈国栋等中共党内的老朋友。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国家决定特赦全部国民党战犯。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及当年自己在香港是有工作的，为了建设新中国才应邀回来，现在国民党战犯均已特赦，自己的问题多年仍未解决。这封信受到了重视，经毛主席、周总理批示，决定摘掉他的“右派”帽子。考虑到陈云同志同父亲的历史关系，中央决定派他出面约父亲谈话。这样，两位老朋友在暌违多年之后，总算有了一次来之不易的见面机会。同年4月间的一天，父亲被接到人民大会堂，由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与他谈话，当时在座的有财政部长张劲夫同志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同志。陈云同志向父亲宣布，中央决定给他摘帽，并准备安排他的工作。父亲当即表示，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从来就不是“右派”。但由于不久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原定给父亲安排的工作未能实现。

1977年4月父亲病重，住进了北京医院，当时他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陈云同志知道后，指示全力抢救，按时上报病情。父亲逝世后，陈云同志对他的身后之事仍十分关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陈云同志重新担任了党的副主席，力主拨乱反正，并一直关注父亲的平反问题。1980年在陈云同志和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直接过问下，克服了不少阻力，父亲的“右派”错案终于在1980年6月得到改正，他的骨灰于1982年5月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97年4月，经党中央批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对父亲一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民主精神和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荣历史，对其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彻底推倒了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历史的公正。这时敬爱的陈云同志已经逝世2年了。

父亲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把陈云同志视为他在党内最可信赖的朋友；而陈云同志在父亲逝世后，仍在关注这位老朋友冤案的平反。半个世纪以来，他们之间的友谊已超越了一般统战意义上的交往，是一种道义相砥、生死可托的诤友关系。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深深地怀念他们，并将把他们为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而携手奋斗的精神火炬，传入新的世纪。（作者：章立凡）

注　释：

（1）《章乃器文集》上卷，第621页。

来源：《缅怀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