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写给我的信本来就不多，有的还在十年动乱中散失了，然而有两封信却一直被我珍藏着。这两封信都是他老人家在“文化大革命”身处逆境时写给我的。一封于1970年寄自南昌，另一封于1973寄自北京。和父亲相隔两地时，以及父亲逝世后，每当我想念他老人家时，都要小心翼翼地把这两封信取出来读几遍，至今不知读了多少遍。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年了，但只要我看到这两封信，他那慈祥的面容便会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仍然在谆谆教导着我。

要说这两封信，那还要从1966年6月说起。那时我刚刚高中毕业，对于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一下子还摸不着头脑，搞不清它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只觉得它的矛头似乎迅速指向了许许多多的老干部。我隐隐约约预感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父亲很可能会受到冲击。果然，到了年底，社会上出现了攻击我父亲的大标语和小报。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年年初的一个深夜，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们在北长街的家，不由分说就动手又抄又抢。幸好此前父亲已在周总理的关照下，住到了万寿路的一处地方。母亲和除我之外的其他孩子，也都或在外地干校，或在学校住，家中只有我一人。造反派见没抓到我父亲，就把我揪住“审”了一通。面对这些人，我虽然很紧张，但到底没有告诉他们父亲的住地，只是泛泛地回答了一些他们的提问。随后，他们在地上和墙上到处涂写下了“打倒”父亲的大标语。我气愤极了，冲着他们大声说：“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这是我至今仍能记起的回击造反派的唯一一句话。

这次抄家后，我被接到了父亲住的地方。父亲听说了抄家的事后，不为所动，还是镇定如常，他从容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我仔细描述被“审”的情况，有时还大声笑起来。听着听着，他老人家站了起来，说：“红卫兵抓住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和他们评理就是了。”他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看着父亲那乐观的样子，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从父亲那坚毅深邃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早已把个人荣辱和生死置之度外的高尚情操；我懂得了，再大的风浪，父亲也能闯过去。

父亲在北京受冲击的同时，母亲独自去了湖南的“五七”干校，哥哥、姐姐、妹妹也先后被学校和单位分配到了外地，只有我和上初二的弟弟留在了北京。到了1968年，我也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在那里当一名乡村小学的教师。当教师本是我从小的愿望，但没想到的是，这一切是在我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发生的。此时的父亲不仅承受着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还要尽长辈之责，引导我们正确面对现实，接受各种考验。在帮助我收拾行装时，父亲谆谆嘱咐我要做好到长城以北边远山区学校工作的思想准备，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乡亲们、同事们应打成一片，绝不能搞特殊。

到怀柔后，我被安排到了位于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那里山青水秀，果木繁盛，比长城以北的公社条件好一些，但我毕竟是第一次远离家庭，人生地不熟，常常产生想家的念头。有一天，不是休息日，我也没有向学校请假，擅自回了一趟家。父亲看到我突然回来，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而且知道我没有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第二天一早，我满怀不解和委屈，返回了学校。

时间长了，我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加上乡亲们和同事们的关照，我的心情也平静起来，越来越多地投身到教学之中，不久，我从小学调到了中学任教。由于公社离北京较远，我只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父亲都把我叫到身边，仔细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尤其关心农村的生产状况和老乡的生活，当听说乡亲门并未因为“文化革命”而放松农业生产时，他非常高兴，连连说“好”。记得我曾跟父亲说过，乡下还很穷，老乡连手纸都用不起。父亲听了，十分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我算细账，告诉我农民所以还用不起手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和城市居民相比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他叮嘱我，在乡村不要穿皮鞋，每月的工资都要省着花！以后，他知道我存下了一点钱，常常打趣地问我：“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了？是个‘财主’了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把自己完全融入了公社的大家庭里，也融入了学校的集体之中。我对辛营产生了感情，爱我的学生，也爱那些淳朴的乡亲。有一次，我从北京返回县城，正赶上下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了。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踏着雪，步行几十里赶回了学校。每次回到城里，我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父亲知道后，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每次回来，还要为老乡买东西，她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当我向父亲转达乡亲们和老师们对他老人家的问候时，他非常欣慰。

在怀柔工作的日子，学校领导和公社党组织从思想上、工作上，给了我很大的关怀和帮助。他们没有因为父亲受到冲击而对我另眼相看，他们希望他老人家保重身体，更希望我能够保持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名副其实的革命后代。从乡亲们祝愿中，从组织的关怀中，我看到了父亲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尽管父亲此时已经受到了点名批判。

父亲一生历经艰难，但他从没有退缩过一步。因为他对自己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坚贞不渝的，对党和人民是无限忠诚的。他在延安时代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所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说：“每一党员应该深刻知道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变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因此，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父亲是这样教育别人的，同时，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的一生，都在实践着自己说过的话。

父亲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来源于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来自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孜孜不倦的学习和深入地思考与理解。在延安时代，他利用相对安定的环境，系统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这为他最终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国以后，他在繁忙的工作同时，仍然勤奋学习，只要稍有空闲，就翻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注重调查研究，虚心向工人、农民和专家请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于指导实际工作。他在学习中，从不生搬硬套，而是勤于思考，力求消化吸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自己的东西。他通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认为贯穿其中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如何做到这四个字呢？通过进一步学习和思考，他又体会出十五个字，这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可以说，他的三卷文选，从头至尾贯穿的正是这十五个字的原则。

父亲一生勤奋学习、刻苦读书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孩子。哥哥陈元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初中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他是我们兄妹几人中的佼佼者。我在5个兄妹中相对比较单纯，从小性格内向，不太爱讲话，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己的主动学习和深入思考。“文化大革命”对父亲的冲击，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头脑中出现了许多疑问，想弄明白。参加工作后，孤身来到最基层，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使我想更多地了解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多年来父亲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使我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那时，党的“九大”已经开过，父亲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1969年年底，他被以“战备疏散”之名，下放到江西南昌郊区的一家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第二年12月8日，我给远在南昌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述说了自己的学习愿望。父亲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我写了回信。

父亲在信中要我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同时，为了使我了解国内外形势，把学习理论与学习时事结合起来，他在信中还提出要我每天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另外，为了使我能理解马列著作，他要求我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并且具体教我怎样才能找到这方面的书。他在信中还告诉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然后，他又教给我，怎样从《马恩全集》中找到必须看的《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封信使我明确了学习的方向，也明白了学习的方法。它是父亲对女儿的谆谆教诲，也是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世界观、人生观的真实写照。这是一封父亲给女儿的普通家信，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

按照父亲信中的教导，我马上订了一份《参考消息》，每天坚持看报，陆续读了《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还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自学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后又精读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直到1971年4月，我才有机会到南昌去看望父亲。父亲在南昌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孩子都去看望过他。他虽然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丝毫没有悲观失望的情绪，相反，和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读书学习的问题。他告诉我，学好理论是政治上进步的基础，学好哲学尤其重要。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有了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天，吃过晚饭后，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说：“你还要多了解世界的大事。爸爸送给你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这几天你把它通读下来，我要提出问题让你回答。”就这样，在南昌探亲的20多天里，我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南昌的生活条件比起北京来要差得很远，春天暖气停了后，有时刮起大风，温度降得很低，屋里还要生一盆炭火。我看到，父亲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每天都要读书到深夜11点以后。父亲在南昌郊区一共住了两年零7个月，除了每天上午去工厂参加班组会外，几乎都用于读书。在那段时间里，他不仅读了两遍《毛泽东选集》，而且重读了《资本论》、《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选》，还读了不少鲁迅的著作。

1971年9月，林彪集团垮台，第二年4月，父亲离开南昌，回到了北京。不久后，中央决定让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协助周总理抓外贸。由于时间对他来说仍然比较宽松，他又给自己订了一个读书计划，打算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1973年8月7日，他从北京的家中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邀请在京的一些家庭成员如母亲和我的小姨、姐姐等也参加这个学习，并希望我也参加。首先学的著作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每人先分头自己阅读，然后每星期天用早上6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集中在一起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父亲在信中还交待了第一次要学的页码，并嘱咐我，先通篇看一遍，然后再看那几页。对那几页，必须细读，凡属有一点疑问都记下，到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接到信后，我非常高兴，并按父亲的要求认真阅读了《实践论》。

读着父亲的这封信，不由得使我又想起他老人家在延安时代的学习。过去曾听父亲说过，那时，他在中央组织部内成立过一个干部学习小组，前后坚持了5年时间，专门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还聘请了哲学、经济学等理论专家做辅导，使参加学习的干部受益很大。令人惊奇的是，30多年后，他已近古稀之年，而学习兴趣却丝毫不减当年，而且竟然要在家里组织学习小组。可见，学习确实成为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使他追求真理的脚步永不停歇。

在父亲的教育和党组织以及周围同志的关怀帮助下，我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成长起来。1974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5年还被怀柔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父亲知道我入党后，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要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发挥模范作用，做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这使我有了系统掌握中国和世界历史知识的难得机会，眼界更开阔了。l98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专门为此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我“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恰巧我也难舍三尺讲台，留恋师生情意，还想回到教学第一线。这样，我于1985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后改名为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父亲知道我又当上中学教师后，非常高兴，专门把我叫到身边，详细问我回到学校后的各种情况，鼓励我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如今，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每当我捧读他老人家写给我的这两封信，总是热泪盈眶，心潮难平。父亲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职业革命家，战斗了一生，也学习了一生。他的生命已经融入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他的理想，已经化作春风细雨，滋润着祖国的大地。站在父亲的遗像前，女儿既欣慰又惭愧。欣慰的是，女儿正按照您所希望的那样工作着、学习着；惭愧的是，女儿的工作和学习距离您的要求，还相差得很远很远。女儿立志，要向您的精神学习，永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永远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永远作真正的共产党人！您的事业，后继有人，您的教诲，永远铭刻在女儿心中！（作者：陈伟华）

（原载《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来源：《缅怀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