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如流水。转瞬间，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
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我时常夜不能寐，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陈云同志在1986年6月24日《陈云文选》出版发行的当日，特意为我签名赠书的感人情景，又无数次地端详他老人家83岁时为我题写的唐·张继的著名诗句《枫桥夜泊》。睹物思人，随着诗作透溢出的清寂的感情基调，更让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早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听陈云同志讲遵义会议，讲毛主席分析、批判教条主义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等报告，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共产党人。
30年代初，我任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时，中央苏区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充斥着革命队伍。由于条件所限，又不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一时间搞得同志们不知所措。当时，仅凭党的地下交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传来的一个叫《斗争》的秘密油印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指导工作。也就是在这个刊物上，我第一次知道了陈云这个名字。
1936年，党派我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习期间，经常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史平等领导人的报告。王明作报告，总要捧着马列书本，讲讲翻翻，翻翻讲讲，使听者听不明白，最终也不知讲的是什么。而史平作报告从来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又不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他讲红军长征，讲遵义会议，讲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分析、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错误，从而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党内的大事，对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共产党人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我和刘仁、李范伍、林纳、于甦等同学经常讨论史平同志的报告，对他的每个观点，所述的每一历史事件都特别感兴趣。对他准确地把握时局的报告和富有权威的言论，我们也在猜测他一定是中央领导，果然，不久我就知道了史平就是陈云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回到国内，先在新疆工作，后来到延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那时，陈云同志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工作上没有多少联系，但从文件和报纸上不时看到他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报告、文章，感到非常亲切、非常精辟，从中得到很大教益，使我比较具体、比较完整地理解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应具备的素质和肩负的任务。从此，陈云同志成了我最敬仰的党中央领导人之一。
1945年10月，我赴大连任市委书记时，陈云同志指示，要充分认识苏军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放手开展工作，努力支援解放战争前线。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任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常务书记（设在晋察冀，由晋察冀中央局代管）。此时，中央要我快到沈阳东北局报到，首要任务是与我在晋察冀分局时，秘密派往东北各地的80来名同志取得联系，开展工作。9月底，我从晋察冀区经张家口进入东北到达沈阳，立即与东北局领导人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同志见了面。10月初的一天，伍修权受彭真、陈云同志委托，同我谈话，说：“现在有一项新任务，派你去大连同苏军当局办一次交涉。”原来，我山东解决区部队遵照中央指示，向东北进军中，许多从胶东乘坐小帆船到辽宁庄河一带登陆的部队常常被海风刮到由苏军管制的旅顺域大连。根据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旅顺口地区为苏军海军基地，大连市在苏军管制区内，大连港为国际贸易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所以，按照“条约”规定，大连市任何外来军队不得进入，一经发现，一律缴械扣留审查。派我到大连，就是要解决这个急迫的问题。
于是，我同一名苏军少尉、原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孙振山登上了苏军运兵平板列车到了大连。由于我懂俄文，又有苏军少尉带路，很顺利地与苏军驻大连市卫戍司令官高兹罗夫中将会面了。这是一位对我党我军热情友好的军人，当他问明我的来意后说，这个事情好办，立即派人解决，并指示了具体办法。果然，以后我们的部队来了，如果是在白天或者携带武器，他们则暂时“扣留”一下，晚上再还枪送人。
在大连市交涉期间，高兹罗夫将军还问我：“你们共产党要不要大连？”我一愣，马上说：“怎么不要，我们还要解放全中国呢！”“既然是这样，那就希望你们尽快派个市委书记来，市长人选已经有了，由本地的大商人迟子祥担任，你们可派副市长，再派个秘书长和公安总局长，实权还是在你们手里。”将军诚恳地说。
为了尽快让我回东北局汇报，高兹罗夫专门为我和陪同者派了两架小教练机（缴获日军的，每架除飞行员外只能坐一人）直飞沈阳。1945年10月12（13）日，我返回沈阳，立即向彭真、陈云同志汇报了大连之行的情况。他们认为大连的形势很好，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打开我党工作的新局面，当即决定派我到大连任市委书记，并要伍修权和肖华同志从已到达的山东来的干部中优先选派一些人，同我一起去工作。陈云同志指示我，与苏方关系要搞好，要充分认识苏军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恢复发展工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
在大连，国民党虽然先我而入，但并无什么实际力量，且受到苏军当局严格限制。我们经东北局准许，决定市委暂不公开，让国民党处于明处，我们在暗处，放手开展工作。大连虽然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个解放区，但在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方面，考虑到苏军管制的实际情况，则采取了一些变通形式和方法。但一些同志对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党的工作不大理解，甚至产生误解。
1947年春末，陈云同志作为南满分局书记，在临江主持召开了辽南、辽东省委、地委和区党委以上干部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同志告诉我，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辽东、辽南地区土改问题，你先参加会议，可听、可发表意见，但大连的问题我单独听汇报解决。陈云同志指示，大连作为一个特殊地区要区别对待，关于土改问题，旅大地区农业人口才四万户，而城市人口20多万户，可见农民不是主体，土改晚些搞也没关系，要紧的是把党的工作、工会工作，把工业、公安、支前工作做好。关于苏联方面内定的大商人迟子祥任大连市长的问题，苏方既坚持意见，也只能听苏方的，因为这并不妨碍大局。陈云同志分析说，这是苏方出于外交上的需要。如果用我们的人当市长，就会给美蒋以口实，攻击苏联破坏条约，将大连行政权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造成外交上的被动。苏方继续用当地商人作市长，例行公事，既不影响我们控制大连政权，又堵住美蒋的嘴，我们不必计较这些。
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大连市委的工作在美蒋特务不断干扰破坏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并依靠工人阶级和东北、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的支援，组织和发展了军工、军需工业，带动了整个民用工业，百姓的生活也有了相应的改善。同时，还采取了中苏合营的形式，恢复了大部分大型工业企业的生产。在3年解放战争中，各地战火纷飞，唯有大连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和平局面，生产了大批军工军需产品，为支援东北、华东和华北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仅大连建新公司就为前线生产炮弹50万余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多吨，无烟火药450吨和1430门迫击炮及各种兵工产品。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亲笔写信给我，对大连市委和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援表示感谢；副司令员粟裕同志在谈到大连的军工生产时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特大引进项目宝钢的建设之初，引来社会各界不同意见，干部中也议论纷纷。陈云同志及时发表了“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的讲话，矫正了对这一工程的“七嘴八舌”。
1978年，我在国家建委工作时，负责抓宝钢建设。宝钢是个特大引进项目，对全国、对上海都关系重大，事关全局。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一个200多亿元的大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可行性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上马。但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展得较好。现在的问题是应该从各个方面再多考虑些，以弥补过去的不足。可是，社会上对这一从日本引进的特大项目一直议论纷纷，全国人代会期间又有不少代表提出质问。到底是上马还是下马，一时间成为人们关注的大问题。
就在这时，陈云同志专程来到上海，经过两个来月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后，发表了“同心协力建设好宝钢”的讲话。他指出，干到底，这是先念同志的话，我赞成这个意见。先这样定下来，举棋不定不好。然后，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补救措施。如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事先预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当然也不可能完全预料到，但大的方面是可以预料的。还有，外部的协作条件，如煤、电、运输、码头、河道治沙以及一机部的协作配套等各方面的问题，都要考虑到；要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要提前练兵。宝钢这样的厂子，技术先进，各方面要求都很高，一定要抓好提前练兵。例如，焦炭的灰分含量不能超过8.5%，铁矿粉的含硫量不能超过0.6%，否则就会影响钢的质量。这个问题，要及早研究解决。掌握了这个技术，还可以在国内其他钢厂，如马钢、武钢、鞍钢等推广应用。另外，陈云同志拍板确定，宝钢由国家建委抓总，负责人第一是谷牧同志，第二是韩光同志。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这是为了取得经验。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做出榜样来。陈云同志说，对不同的意见，也要认真听取，目的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主张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讨论；而且不只一次，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没有什么保密的。为什么要请专家来讨论？因为宝钢的技术是70年代、80年代的水平，但是我们要依靠50年代、60年代的专家、熟练的技术工人来建设。建成以后，要依靠他们来工作，必须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外国专家是要走的，长期聘请的只是极少数。请外国专家来考察，提意见，这一点要做。但是，究竟如何建设，建成以后怎样管理，还得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
陈云同志还指出，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就引进工作来讲，我认为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四个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要提高信心。但是现在往往把“人民生活现代化”也一起提出，这样恐怕不行。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德、法、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买专利。四个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要提高信心。但是现在往往把“人民生活现代化”也一起提出，这样恐怕不行。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德、法、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
陈云同志这些指示，矫正了人们在这一特大引进项目上的“七嘴八舌”，也给予我极大的信心抓好这项工作。在宝钢建设期间，我一年去上海两次，认真贯彻了陈云同志关于要严格要求，要培养自己技术队伍的指示精神。历史已经证明，陈云同志支持宝钢上马的这篇讲话是完全正确的。
1980年11月陈云同志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永远搞。这一远见卓识，是陈云同志领导中央纪委工作的重大指导思想。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不久，我也被选为中央纪委非专职常委，又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刚刚组建的中央纪委，所面临的形势是，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问题相当突出。在陈云同志的指示下，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首先正确地解决属于党的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三个典型案件：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及对康生和谢富治两个阴谋家的审理。
全党同志对中央纪委能及时对这些明辨是非的典型大案作出正式审查结论，都很高兴。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审理，既在思想上明辨了是非，也平复了同志们心灵上的创伤。
陈云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对执政党的党风建设问题作了透辟的阐述，给全党同志的心灵深处敲响了警钟。在一次中央纪委全会上，陈云同志说：“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1）。”“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严格执行党纪、政纪，党风、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转（2）。”他指示：党的纪律检查部门，不应只是对违犯党纪者按照党规党法进行纪律上的处理，而且应该以那些违犯党纪的事例，为端正党风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1980年11月，陈云同志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这一严肃的政治论断，在我们党的建设史上，提出了一个既现实又深刻的理论性问题。这是总结我们党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特别是党执政后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这一远见卓识，是他领导中央纪委工作的重大指导思想。
正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陈云同志在抓党风党纪的过程中，自始至终突出的是一个“严”字：从严要求，从严执纪，从严治党。1982年初，当他看到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有的干部为其提供保护并从中牟利的信访简报后，立即批转中央常委同志，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3）。”小平同志看到后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正是在小平、陈云同志的决心之下，一场严厉打击经济众多，其中大部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
陈云同志这些指示，矫正了人们在这一特大引进项目上的“七嘴八舌”，也给予我极大的信心抓好这项工作。在宝钢建设期间，我一年去上海两次，认真贯彻了陈云同志关于要严格要求，要培养自己技术队伍的指示精神。历史已经证明，陈云同志支持宝钢上马的这篇讲话是完全正确的。
1980年11月，陈云同志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永远搞。这一远见卓识，是陈云同志领导中央纪委工作的重大指导思想。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不久，我也被选为中央纪委非专职常委，又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刚刚组建的中央纪委，所面临的形势是，经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问题相当突出。在陈云同志的指示下，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首先正确地解决属于党的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三个典型案件：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及对康生和谢富治两个阴谋家的审理。
全党同志对中央纪委能及时对这些明辨是非的典型大案作出正式审查结论，都很高兴。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审理，既在思想上明辨了是非，也平复了同志们心灵上的创伤。
陈云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对执政党的党风建设问题作了透辟的阐述，给全党同志的心灵深处敲响了警钟。在一次中央纪委全会上，陈云同志说：“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1）。”“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严格执行党纪、政纪，党风、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转（2）。”他指示：党的纪律检查部门，不应只是对违犯党纪者按照党规党法进行纪律上的处理，而且应该以那些违犯党纪的事例，为端正党风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1980年11月，陈云同志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这一严肃的政治论断，在我们党的建设史上，提出了一个既现实又深刻的理论性问题。这是总结我们党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特别是党执政后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这一远见卓识，是他领导中央纪委工作的重大指导思想。
正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陈云同志在抓党风党纪的过程中，自始至终突出的是一个“严”字：从严要求，从严执纪，从严治党。1982年初，当他看到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有的干部为其提供保护并从中牟利的信访简报后，立即批转中央常委同志，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3）。”小平同志看到后表示完全同意，并且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正是在小平、陈云同志的决心之下，一场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才在全国范围特别是沿海地区开展起来，有效地遏制了这股歪风蔓延的势头，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陈云同志抓党风提倡“严”，尤其强调对领导干部要严。他多次提出，对整顿党风这件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做出榜样。”对于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4）。”1985年。福建晋江地区发生制售假药的案件，涉及当地的一些领导干部。中央纪委在查处此案中遇到阻力，陈云同志在当年召开的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晋江地区制造、销售假药，那个地区的党委熟视无睹，甚至包庇、袒护，如果不追究那里党委的责任，就丧失了党的立场。”在陈云同志的支持下，这一案件终于得到了严肃处理。
在我与陈云同志接触的几十年里，我深深感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贯穿着他的全部言行。对实事求是，他自己的体会是15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我认为，这15个字，正是陈云同志的思想精髓，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精神，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努力奋斗。
朴素唯实，一代风范。陈云同志的求实精神、高尚品德将与世长存！（作者：韩光）
（原载1996年4月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注 释：
（1）（2）（3）（4）《陈云文选》第3卷第355、356、273、356页。
来源：《缅怀陈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