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耀邦同志的时间比较晚，接触也不多。大概起始一九八○年我参加《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小组的工作时，他几次来与小组的同志们谈话。後来《历史问题决议》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通过前後他几次找我们开会讨论。我们还有幸在这次会上目睹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热烈情景，他在当选时发表讲话的风采。不久在党的十二大文件起草工作中，他来与我们谈话的次数更多，我对他更增加了许多亲近感。但是，就当时我所处的环境和认识水平来说，对他的了解是十分不够的。今天想来，诚如白居易的诗所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十年期。”经过二十多年岁月的反覆磨洗，耀邦同志在党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开创改革和建设新局面的一片辛劳，他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才愈益焕发出金玉般的光辉，愈益为世人所景仰。我也是站在今天的历史台阶上，才能对当年我所见到的他的一些言谈处事有较为深切的总识和领悟。

早在一九八○年耀邦同志修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他就是当时新成立的中央党史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并负责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的工作。一九八○年三月廿九日，他亲自主持召开筹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会议，明确规定这个研究机构的任务、职能和颁导班子的分工。在筹建过程中的干部调配、住房提供和後勤服务等问题，都是由他主持工作的中央党校协助解决的。中央党校组织编写党史教材，中央组织班子起草《历史问题决议》，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他的很大帮助，这同样也是对中央党史研究室业务工作的很大帮助。这篇短文暂不写这些方面的事，只想写另一件与党史有关的不大不小的事。

事情发生在一九八四年初，当时陈独秀的某个後代向中央提出恢复陈独秀党籍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应当恢复陈的党籍，但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一篇评价陈独秀一生活动的文章，澄清过去的历史是非，使这个党的重要历史人物得以恢复其本来面日。当时，胡绳同志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亲自指导并参加了这篇文章的写作。此文最初由王洪模同志起草，其间经过反覆多次的大修改，形成两万多字的送审稿即上报耀邦、乔木同志。那时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六年之後，党史界对陈独秀的评价较之过去已有若干改进，如已纠正过去那种不谈或少谈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的缺点，破除了强加於陈的“汉奸”、“特务”等十分荒谬的政治污陷，等等。不过，在几个重大历史是非功过问题上，一般的仍然是因袭旧说，很少重新根据历史事实改变不当的评价。我们起草的这篇文章虽然想在评价上尽力做到客观公正，但受到当时材料和认识的限制，还是有责备过严过苛的地方。这种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的关注，他在阅读送审稿後不久就召集了一个小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会议从这年十一月廿三日召开，参加的有乔木、胡绳、郑必坚和我。耀邦同志在会上反覆强调对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非常慎重。他特别提到鲁迅临终前写的纪念章太炎的文章。鲁迅在《关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後来却退居於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後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耀邦同志在引述鲁迅的这些警策的文句时，很有感慨地说，要学习鲁迅的这种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他认为对陈独秀复杂的一生应当根据详尽确实的材料进行深人细致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中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後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於陈。当时敌强我弱的阶级力最对比形势十分悬殊，我们党又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经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在理论上政治上也根不成熟，加上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在这种条件下，陈独秀是很难不犯错误的。耀邦同志主张写陈独秀这种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前贤，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使後人受到教益。

经过耀邦同志这样一番指点，我们又将这篇文章作了许多修改，以《关於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为题，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相当细致地分析了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就他几个时期对於革命的功过作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指出“陈独秀一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後来走上了错误道路。他的错误是在中国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犯的，除了他主观的原因以外，也有当时历史条件的某种影响”。文章最後说，我们在深刻总识他犯过的严重错误的同时，辽要回顾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前期、中期的功绩，“把这些作为历史财富继承下来”。应当说，这篇文章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但在推动对陈独秀的科学研究和公正评价方面，在当时还是起了首创作用的。

我们知道，耀邦同志当时处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他居然还抽出时间来仔细阅读这篇历史长文，专门召集会议讨论改进文章的写作。就像他为了平反万千冤假错案而不惜冒大风险一样，为了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日，他也是排除重大阻力、勇往直前的。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只能是一种对事业、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一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耀邦同志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大量的历史材料，但是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党内斗争经验，因而能够敏锐地察觉陈独秀评价上的问题。事情过去了十七年，在大量新发现的材料出现，包括苏联的档案材料翻译出版并经过学者专家的深人研究之後，充分证明过去党对陈独秀的评价有很大的片面性，有大加改正的必要。在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看耀邦同志在一九八四年的这一活动，不能不令人赞叹他胸怀的宽阔和眼光的远大。

更加令人感叹的是，耀邦同志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第一任党中央的主席、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工作七八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卓越贡献之後，竟然也被撤离领导岗位，受到很不公正的评价。听说，耀邦同志为此十分苦恼。他是怀著巨大的遗憾离我们而去的。无论识与不识，许多人也都为他抱有巨大的遗憾。古往今来的改革家大都逃脱不了这种寂寞和孤独的命运，大都为得不到公正评价而抱终天之憾。何时才能使耀邦的这种遗憾得到某种弥补呢？时不我待，但愿不要拖延得太久才好！

2001年6月完稿